第七章 蜀中無大将

性質。

    在轟動之餘，重慶在宣傳與情報戰場上，似猶全勝，而使南京汪政權大驚失色，窘态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慶地下工作人員的協助。

    陶希聖抵港後，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蔣介石親筆函，令陶“坦率詳陳附逆經過”。

    黃仁霖于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時，陶托黃轉呈回函一件，陶對蔣給予“戴罪圖功”的機會，“銘感于衷”，自稱罪民陶希聖（見親筆原函影本）。

    然而陶氏此件于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報人員密得，岡崎總領事以第八二号極密件發電給東京外務省有田外務大臣，當晚收達（見日文影印原件）。

    從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參加汪方，早得中樞諒解”，可證高非僅為汪奔走和談，也一直為蔣效驅馳。

    高是蔣之人馬，尚有四條旁證： 一、當時汪派國民黨怕蔣派國民黨謀殺，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獨住法租界的花園洋房，因為他心裡明白，他是敵人的朋友。

     二、一九三九年夏天，高宗武随汪精衛到日本，據亦在随行之列的周隆庠說，影佐祯昭見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覺其形迹可疑，但無确實證據，經汪極力反對而未留下。

    影佐是日本情報頭目，顯然已有風聞。

     三、高宗武到香港後不久赴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陳布雷打了這樣一通電報給駐美大使胡适：“胡大使：鹹（二十七）日由賀主任耀組名義彙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發高君宗武旅學費，即請轉交高君，并複為荷。

    弟陳布雷。

    勘。

    ”四千美金在一九四二年不是一筆小數目，學費其名，獎金其實。

     四、據高宗武本人的訪談，他自港赴美前，蔣介石曾寫親筆信給他，譽為“浙東強人”（見Ｂｕｎｋｅｒ，ｈｅPｅａｃｅ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２０６），與蔣要求自稱罪民的陶希聖，戴罪圖功，相映成趣。

     汪政權雖然建立，汪記“和平運動”卻因高陶事件，受到緻命性的打擊，但是罵汪逆的蔣介石并未一心主戰，仍然繼續他暗地裡的“和平運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見了蔣介石的舅子宋子良。

    幾次會談後，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

    一九四Ｏ年二月十四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東肥洋行會見。

    商定在二月底舉行中日兩方正式圓桌會議。

    今井武夫趕到南京，向西尾總司令報告說，奉命在十九日飛東京向閑院宮參謀總長和畑俊六陸相說明會談内容。

    參謀本部立即派謀略課長臼井茂樹大佐到了香港，實地了解情況。

    三月二日，中國代表全體到齊，除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陸軍少将張漢年、張治平等人。

     三天之後，蔣宋美齡以治牙為名也到達香港。

    三月八日會談開始，在東肥洋行二樓舉行。

    會談前雙方出示證件，以明身份。

    日方由陸軍大臣畑俊六出證明書，中方由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出證明書。

    會談内容主要有關“滿洲國”問題、日華共同防共問題、汪政權問題，以及日本在華北駐兵問題。

    其中當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見最趨一緻，其他問題也有商量餘地。

    宋美齡于五月間再度來港。

    宋子良還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遊艇中密談，強調蔣委員長确實想和（見《今井武夫回憶錄》，頁一四四），如和談成功，最快可于七月間對共産黨進行讨伐。

    于是六月六日，雙方代表經多次磋商後，一緻同意由闆垣征四郎、蔣介石、汪精衛三人舉行長沙會談。

    七月二十二日雙方在香港簽署備忘錄如下： 下記日華代表關于進行停戰會談事，系分别遵照闆垣總參謀長及蔣委員長意旨，并互相确認各自上司有關進行會談的親筆證件後，約定事項如下： 一、時間：八月初旬 二、地點：長沙 三、方法：闆垣征四郎及蔣介石商談日華停戰問題 代表鈴木卓爾（印） 代表宋士傑（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這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桐工作（ＫｉｒｉＫｑｓａｋｕ）”。

    宋士傑為宋子良的化名，其實宋子良也是特務頂替的。

     同時，蔣介石又于六月二十一日緻電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來和談，并代緻“表示後悔”之意。

    萱野原拟八月初赴港，然因闆垣正着手于“桐工作”而受阻。

    在侍從室工作的唐縱已于八月五日覺察到，“日來和平已在暗中舉行，此事關系重大，外間知者極少。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四五）唐縱并未參與其事，他隻是從“許多小征候”觀察而知。

    八月二十八日，戴笠又告訴唐縱，“張季鸾昨天回來，今日又飛香港，這是與日秘密交涉有關。

    ”（同書，頁一五一）可為正在進行中的“桐工作”的一個旁證。

     這個“桐工作”，可以說是蔣日和談的最高xdx潮。

    談到三個人會談的地步，實由于戰局對中國不利，當時英法都想與日本妥協，日軍又已進占宜昌，直接威脅到重慶。

    蔣于和戰之間自然動搖到最嚴重關頭。

    然而正當“桐工作”積極進行之際，近衛文麿第二次組閣，蔣氏記得近衛有不與他做對手的聲明，遂于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種方式撤銷，他才放心。

    他也顧慮到汪日之間的條約，汪政權已經成立，與汪平起平坐也是難題。

    不過，汪倒是很願意日本與蔣直接和談（參閱Ｂｕｎｋｅｒ，ｈｅＰｅａｃｅ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１５５—１５６），惟蔣提出“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的論調，要求汪出國、隐退，甚至把汪交給蔣處理，日方表示難以接受。

    更重要的是中共發動了“百團大戰”，日本人寫的《太平洋戰争史》認為百團大戰“是中日戰争開始以來最大的一次激戰，給予日本軍隊以沉重的打擊”，并認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蔣介石不敢脫離抗日陣營”，顯然蔣若不抗日，中共還是會繼續領導抗日。

    這種說法已被大陸學者證實，他們更進而指出，百團大戰就是因為獲知“桐工作”而發起的。

    若然，則中共救了蔣介石沒去當漢奸。

    蔣介石既然起了猶豫，闆垣雖于八月二十二日寫來親筆信，深信三人會談“當能确立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向蔣打氣，但蔣終于不敢接受，于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轉達，推說重慶意見不一，“目前不應馬上舉行長沙會談”。

    九月十九日，所謂“桐工作”以失敗告終。

    雖如此，蔣介石并未因此放棄和談。

    他于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緻電萱野，有謂： 蔣公既以石山等與先生有所約，中日和平路線絕對已有維持，故拒絕紅軍進攻平津以斷日軍接濟，不準小張複出而重東北糾紛。

    （《小川平吉關系文書》（二），頁六九六） 我們從這一則密電才知道，蔣介石不放小張（張學良）原來還有日本因素。

     蔣介石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向頭山滿與萱野長知緻意，說是宋子良擅自與闆垣代表晤談、接受條件，并說宋子良“懼而避之美國”雲雲，顯然要在國民黨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責任。

    （蔣原函可見于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三二九）其實，連宋子良都是假的。

    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與闆垣代表談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務曾廣（王新衡）頂替的（見《今井武夫回憶錄》，頁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再據參與“桐工作”的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于一九五三年訪日時，告訴今井武夫，當年會談蔣介石确是幕後的大老闆，由戴笠秘密執行。

    （同書，頁一六三） 蔣介石雖然一再解釋，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認了汪政權。

    但是蔣介石依然沒有死心。

    一九四一年五月，萱野到澳門，蔣又派柳雲龍前往征詢和平意見。

    萱野建議托頭山滿，蔣即贈相片示意。

    頭山滿卻不領情，認為蔣不識擡舉，對願提攜的日本“反戈”，罵蔣“終竟是傻瓜”?選自此蔣與這些日本“民間人士”無法再從事有意義的談判。

    上面這些秘密接觸，都是從日本戰敗後公布或洩漏出來的文件證實的，宣傳絕不中途妥協、宣傳抗日到底的蔣介石當然是守口如瓶的。

    這些秘密接觸，當然隻有他們優為之，他們幹了，也不會戴上“通敵叛國”的帽子。

     蔣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談，隻因日本政府受到軍方的幹擾，拿不定主意，而蔣之一方，則感到難以“化暗為明”，遲遲難決而延誤時機，再加上共産黨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殺出一個汪精衛，更加攪了局，卻讓蔣介石最後“八年一覺渝州夢，赢得人間抗戰名”?選 最有趣的，照龔德柏《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的說法，汪精衛生前死後的一大罪狀，乃在于他“妨礙中日講和”?選龔德柏是拼命醜诋汪精衛的，但弄巧成拙，豈不正好反證了蔣介石那邊在跟日本講和嗎？是以“蔣汪雙簧”的謎底是，兩人并無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運動”，隻因陰錯陽差，兩人的“努力”不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

    “和平”的失敗，卻讓蔣介石熬到意外的“勝利”。

     蔣介石與日本講和的管道，于抗戰八年之中，始終不斷，連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亦曾于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年，替蔣向華北日軍提過隻要長城以南主權的和平條件。

    （見Ｓｈａｗ，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１２５）近人論史，居然還要以為用“抗戰到底一詞來表達其（蔣）領導對日抗戰的基本方針，足以涵蓋一切”（見蔣永敬《蔣中正先生領導對日抗戰的基本方針——抗戰到底》，載《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讨論集》第二冊，頁四九九），請問“涵蓋”得了與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