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共阋牆之故

恩來雖一再向蔣表示國共合作的誠意，蔣總是大剌剌地回答說：“不要提國共合作，隻要提與我合作就行了?選”（參閱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頁二九三、三六三） 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棄守，蔣介石忙于應付兇猛的日軍進攻，尚無餘力來對付共産黨，國共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摩擦。

    值得注意的是，蔣毛對付日軍進攻的戰略，已見其異。

    蔣打的是正規的陣地戰，兵力不易集中，面對敵人強大優勢的火力，常陷于被動挨打，付出慘痛的代價，導緻一瀉千裡的大潰退。

    毛打的則是運動戰，發動廣大人民群衆打遊擊。

    朱德、彭德懷等共軍将領，掌握機會，深入敵後，建立愈來愈多的抗日根據地，包圍敵人占據的都市與交通要道，易于擾敵，而不易被敵所殲。

    蔣之正面作戰與毛之遊擊戰，可謂國共兩黨抗日的戰略配合。

    此外，在抗戰初期，國共在戰役上配合，赢得平型關之戰的一場勝利。

    一九三七年的九月裡，日軍第五師團長闆垣征四郎決定突破長城防線，進兵山西，向平型關一帶進攻。

    九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展開血戰，傅作義奉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之命增援，而共軍第一一五師由林彪率領，拊平型關敵軍側背。

    林彪的機動靈活戰術與傅作義正面的主力防禦，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設置埋伏，以待進犯之敵。

    二十五日早晨，一支日軍辎重部隊進入伏擊圈，立遭痛擊，被截斷首尾。

    至翌日中午殲敵千餘，并切斷日軍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義的正面反攻，使日軍第二十一旅團陷入重圍。

    九月三十日，因闆垣大舉增援，各部撤離戰鬥。

    這一仗可謂國共聯合抗擊日軍的第一仗，也是最後一仗。

     從平津、淞滬，到南京失陷，中國軍民雖然犧牲慘重，但抗敵的英勇确實可歌可泣。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保衛武漢期間，毛澤東特别托周恩來給蔣介石一封親筆函，向蔣“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争”，表示崇仰。

    同時鼓勵蔣“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戰線，堅持持久戰争，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

    信中一再強調團結，并提醒敵人破壞團結。

    他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争，敵雖兇頑，終必失敗”（全函見《蔣總統秘錄》，頁七十一），十分明顯地表達了兩黨長期合作的願望。

     武漢失守後，抗戰進入相持狀态，蔣介石的注意力遂轉移到共黨問題上來。

    同時，仍在繼續的、秘密進行的蔣日和談，“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條件之一。

    然則，對付共産黨成為蔣介石的一石雙鳥之策，既可滿足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對日和談的誠意。

    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内政的主要議題便是“整理黨務”。

    蔣介石在會場上做了報告與講話，呼籲“喚醒黨魂”，目的是要國民黨警惕各地共黨競起的“艱險”，以強化國民黨，并于會中通過決議案，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針，專門設置了“防共委員會”。

    為了強化黨，大會又決議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以蔣為委員長，獨裁黨政軍大權。

    會議開過之後，遵從會議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對付共産黨的辦法，諸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産黨活動辦法草案》、《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異黨問題處理辦法》等等。

    （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紀錄》）抗戰十五個月之後，國民黨再度确定了反共方針，雖不似一九二七年清黨之劇烈，但毛澤東所希望的長期團結與國共合作，自然是虛有其表了。

     同年三月，蔣介石又設立了精神總動員會，自兼會長，制定《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謂“分歧錯雜之思想必須糾正”（見重慶《中央日報》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矛頭顯然指向中共及共産主義。

    五月，蔣親自在重慶主持精神總動員誓師大會及遊行。

    從表面上看，全國精神總動員為了抗日救國，然觀其要人民“行大孝”、“盡大忠”，而以三民主義為名，行一人一黨獨裁之實，達到“軍政軍令及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