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共阋牆之故

系統之統一”等等，則骨子裡防共實甚于抗日。

    益知抗戰戰場上呈現退守局面後，蔣介石已将重心由抗日轉向防共矣。

     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周恩來在延安受傷，電請重慶航空委員會派飛機送莫斯科治療，但航委會無機可派，結果延安請莫斯科派飛機來迎。

    蔣介石聞之甚怒，“責令航委會一定派機去接送，不許蘇聯機來迎”。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航委會起初不肯派機，豈非秉承蔣的意志？及見“偷雞不着将蝕把米”，乃大發脾氣，責令派機，何前倨而後恭也？這件小事足見蔣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後，即有大事。

    同年年底，蔣介石就命令胡宗南東自黃河西至甘肅西峰，構築堡壘群，猶如第五次圍剿的工事，以包圍陝甘甯邊區，企圖進取延安。

    朱德、彭德懷對蔣之軍事準攻，做政治性的反擊，通電全國，指責槍口對内。

    （電文見《國民參政會實錄》上冊，頁七二四至七二五）一九四Ｏ年三月初，中共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到重慶參加會議，報告國共摩擦事實的原因，但蔣介石聽後，避而不答，“一字不提”。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七一九至七二○）到四月間，蔣主持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會議，才由何應欽做軍事報告，指責延安自組政府，擅設銀行、發行紙币、擴充軍隊，造成割據，以為“嚴厲制裁”的依據。

    國共關系至此，自然日見惡化，山西、河南一帶竟發生大規模沖突，中共乃發動政治攻勢。

    蔣既無法決裂，最後隻好命衛立煌與朱德在洛陽談判。

    朱德提出共黨合法化、保護《新華日報》、釋放被捕中共人員、停止進攻共軍等要求。

    這些要求合情合理，蔣雖不可能接受，然在政治上已使他甚感被動的壓力。

    但他絕不罷休，命陳立夫拟具對策，約有三項： 第一、統一黨内同志對共産黨問題之認識，使共黨無所施其挑撥離間之技。

    第二、建立軍事政治根據地，以防範共黨勢力之蔓延，并進而逐漸縮小其占據區域（如魯冀邊區、陝北邊區等）。

    第三、根絕共黨在後方各省之活動。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四） 蔣介石按此方案，于一九四○年七月中旬提出“提示案”，亦做“防止案”，要點有四：其一，将陝甘甯邊區改稱陝北行政區，限十八個縣，暫隸中央政府行政院管轄；其二，取消冀察戰區，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區，并入閻錫山的第二戰區，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命令，指揮作戰；其三，命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于一個月内，開往規定地區之内；其四，第十八集團軍準編為三軍六師、五個補充團，新四軍準編為兩個師。

    （參閱蔣介石《蘇俄在中國》）其目的，很顯然是想要嚴格規範共軍活動區域與兵力，爾後加以防堵。

    然而在抗戰期間，又如何來阻止紅軍的抗日，特别是敵後的活動？此時國際局勢更加不利，越南、緬甸均遭封鎖，使重慶更為孤立。

    不少人主張重新揭舉孫中山三大政策，聯蘇聯共，朱毛也通電做此要求。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四三）但蔣甯願走另外一條路，暗中積極進行蔣日和談（參閱本書前一節），國共間矛盾更趨緊張。

     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共軍正在進行百團大戰時，蔣介石忽命何應欽、白崇禧聯名向共軍首領發出皓電，指責共軍不守戰區範圍、自由擴充、不服從中央命令、不打敵人而并吞友軍。

    據此限令第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于一個月内開到黃河以北地區，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線外。

    蔣介石真正的心病則是，新四軍所占地盤是蘇、浙、皖三省的戰略黃金地區，一旦戰争結束，華東重鎮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當然嚴重關切，一再跟駐渝中共代表周恩來交涉，要新四軍搬家。

    （參閱孟絕子《蔣介石的報應——顧祝同大屠殺的結果》，頁一至十）一個月後，朱德等共軍将領發表佳電，一面揭露反共陰謀，向國民黨做政治攻擊；另一方面表示願将新四軍開往長江以北，向國民黨做軍事讓步。

    蔣遂于十二月九日以委員長命令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