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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共阋牆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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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日本帝國主義盡忠”,被扣上外通日寇共同反共的帽子(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七三四至七三五),給延安提供了一個向重慶做猛烈政治進攻的大題目,令蔣處處被動,一面要鉗制國内輿論,另一面又要向蘇、美、英各國解釋,弄得焦頭爛額。

    特務不準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發表新四軍被團殲的新聞,已見心虛,而周恩來在一月十八日報紙第二版開天窗處,僅書:“為江南死難者志哀”,在第三版開天窗處,題了四言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反而轟動重慶,引起對中共更廣泛的同情。

    國民黨特務查禁報刊、捕打報童,反而愈描愈黑。

    蔣介石撤銷新四軍番号,更是失策?選撤銷有什麼用?反而把新四軍“解放”了,不再隸屬以蔣為首的國民革命軍序列。

    毛澤東于撤銷後的第三天,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命令陳毅代理新四軍軍長。

    該軍雖被殲滅六千餘人,但在華中與蘇南總共尚有九萬餘人,蔣介石完全管不着了,也不再提調往黃河以北的事了。

    事實上,毛澤東于皖南事變後,将江南的新四軍加上黃克誠部編了七個師,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發布命令。

    不久又在華中建立三個戰略地區,正好讓紅軍在華中地區盡情發展。

    一九四九年五月,陳毅率領第三野戰軍攻占上海,并出任上海市長,譚震林出任浙江省主席,都是原新四軍人馬。

    即使在軍事上,蔣也是絕對得不償失的。

     在政治上,毛澤東更是針鋒相對,攻勢淩厲。

    指責國民黨親日派策動反共高xdx潮,欲與日本聯合剿共,“以内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

    其事至險、其計至毒”。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七三一)這是相當嚴厲的指責,在這樣嚴厲的指責下,難怪蔣介石對日和談常常有心無力了。

    而毛澤東更進而提出十二條相逼,不僅要求認錯、取消“反動命令”,還要求釋放政治犯、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

    最有趣的是,毛還要求蔣“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表示蔣既未實行,亦未服從。

     在中共強大的政治攻勢以及中外輿論壓力下,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七日公開表示,“絕不緻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戰”,意思是不會為此與中共決裂,并強調不會像汪精衛那樣破壞抗戰,出賣民族,口氣已經改攻為守了。

    三月一日國民參政院将開幕,中共參政員七人聲稱皖南事變善後辦法未定奪前,拒絕出席,又給蔣介石出了難題。

    蔣于三月八日會上保證“以後絕無剿共軍事”,并“誠懇地向毛澤東、董必武等參政員勸勉”,并選舉董必武為常駐參政員,以及釋放被國民黨第十六軍扣留的八路軍李華等二十五人。

    三月十四日蔣還特别請周恩來夫婦吃午飯。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九八)此一發展促使毛澤東于三月十二日緻電周恩來時,徑罵蔣介石“這個大流氓,實際是欺軟怕硬的”。

    中山艦事件使蔣介石的反共潮得逞,但新四軍事件不僅未得逞,反而更加倒退,他想統一的軍令、政令,更加無望了。

     很多人認為皖南事變終結了國共合作,甚至說毛澤東因共産國際壓力才同意抗日統一戰線,正好乘此機會終結,真是笑話?選蔣不要決裂,毛為何要決裂?難道希望蔣日和談成功,聯合起來剿共嗎?毛因皖南事變對重慶做猛烈的政治攻擊,抓住“理”字不放,然而攻擊之餘,他不指名蔣,隻稱“親日派”,而且以“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以及保衛民族國家為說,顯然留下餘地。

    毛澤東在這場鬥争中,運籌帷幄而決勝千裡,“有理、有讓、有利”,确是高招。

    江南一葉的凋零,給延安獲得廣泛的同情與支持,此一政治資本的利息也滾滾而來。

     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共産國際忽然解散,蔣介石以為共産主義完蛋了,乘機再度招降中共,哪知就毛澤東而言,沒有了共産國際,猶如少了一個管頭管腳的“婆婆”,反而成了天外無天的中共首腦,有了最後決定之權,蔣介石又打錯了如意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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