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共阋牆之故

“替日本帝國主義盡忠”，被扣上外通日寇共同反共的帽子（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七三四至七三五），給延安提供了一個向重慶做猛烈政治進攻的大題目，令蔣處處被動，一面要鉗制國内輿論，另一面又要向蘇、美、英各國解釋，弄得焦頭爛額。

    特務不準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發表新四軍被團殲的新聞，已見心虛，而周恩來在一月十八日報紙第二版開天窗處，僅書：“為江南死難者志哀”，在第三版開天窗處，題了四言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反而轟動重慶，引起對中共更廣泛的同情。

    國民黨特務查禁報刊、捕打報童，反而愈描愈黑。

    蔣介石撤銷新四軍番号，更是失策?選撤銷有什麼用？反而把新四軍“解放”了，不再隸屬以蔣為首的國民革命軍序列。

    毛澤東于撤銷後的第三天，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命令陳毅代理新四軍軍長。

    該軍雖被殲滅六千餘人，但在華中與蘇南總共尚有九萬餘人，蔣介石完全管不着了，也不再提調往黃河以北的事了。

    事實上，毛澤東于皖南事變後，将江南的新四軍加上黃克誠部編了七個師，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式發布命令。

    不久又在華中建立三個戰略地區，正好讓紅軍在華中地區盡情發展。

    一九四九年五月，陳毅率領第三野戰軍攻占上海，并出任上海市長，譚震林出任浙江省主席，都是原新四軍人馬。

    即使在軍事上，蔣也是絕對得不償失的。

     在政治上，毛澤東更是針鋒相對，攻勢淩厲。

    指責國民黨親日派策動反共高xdx潮，欲與日本聯合剿共，“以内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

    其事至險、其計至毒”。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七三一）這是相當嚴厲的指責，在這樣嚴厲的指責下，難怪蔣介石對日和談常常有心無力了。

    而毛澤東更進而提出十二條相逼，不僅要求認錯、取消“反動命令”，還要求釋放政治犯、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等。

    最有趣的是，毛還要求蔣“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表示蔣既未實行，亦未服從。

     在中共強大的政治攻勢以及中外輿論壓力下，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七日公開表示，“絕不緻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戰”，意思是不會為此與中共決裂，并強調不會像汪精衛那樣破壞抗戰，出賣民族，口氣已經改攻為守了。

    三月一日國民參政院将開幕，中共參政員七人聲稱皖南事變善後辦法未定奪前，拒絕出席，又給蔣介石出了難題。

    蔣于三月八日會上保證“以後絕無剿共軍事”，并“誠懇地向毛澤東、董必武等參政員勸勉”，并選舉董必武為常駐參政員，以及釋放被國民黨第十六軍扣留的八路軍李華等二十五人。

    三月十四日蔣還特别請周恩來夫婦吃午飯。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九八）此一發展促使毛澤東于三月十二日緻電周恩來時，徑罵蔣介石“這個大流氓，實際是欺軟怕硬的”。

    中山艦事件使蔣介石的反共潮得逞，但新四軍事件不僅未得逞，反而更加倒退，他想統一的軍令、政令，更加無望了。

     很多人認為皖南事變終結了國共合作，甚至說毛澤東因共産國際壓力才同意抗日統一戰線，正好乘此機會終結，真是笑話?選蔣不要決裂，毛為何要決裂？難道希望蔣日和談成功，聯合起來剿共嗎？毛因皖南事變對重慶做猛烈的政治攻擊，抓住“理”字不放，然而攻擊之餘，他不指名蔣，隻稱“親日派”，而且以“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以及保衛民族國家為說，顯然留下餘地。

    毛澤東在這場鬥争中，運籌帷幄而決勝千裡，“有理、有讓、有利”，确是高招。

    江南一葉的凋零，給延安獲得廣泛的同情與支持，此一政治資本的利息也滾滾而來。

     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共産國際忽然解散，蔣介石以為共産主義完蛋了，乘機再度招降中共，哪知就毛澤東而言，沒有了共産國際，猶如少了一個管頭管腳的“婆婆”，反而成了天外無天的中共首腦，有了最後決定之權，蔣介石又打錯了如意算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