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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蔣美關系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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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入緬作戰,但在美國三令五申,以停撥租界物資相迫,亦隻好乖乖就範。

    這怎麼教人看得起呢?又如何企盼别人平等待我呢?蔣介石豈非自取其辱乎? 更不幸的是,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的軍事幕僚們在開會時,提不出問題。

    當着羅、丘、蔣三元首面前,有人問起雲南遠征軍近況,中國方面無人能答腔,還是由史迪威做了回應。

    英國參謀長布魯克(SirAlanBrooke)本來就不滿意美國擡高中國,乃借機找碴、借題發揮,嘲笑馬歇爾說,都是你們美國人惹的麻煩,讓我們無端地浪費時間。

    (見SirArthurBryant,heurnoftheide,P.55)當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堅持要維持每月一萬噸駝峰運輸,英國蒙巴頓海軍元帥(AdmiralLordLouisMountbatten)告訴他沒有那麼多飛機運輸,即使有那麼多架飛機,亦須于季風”(monsoon)到來前,集中轟炸緬甸日軍。

    宋美齡忙着翻譯,半晌沒有出聲,最後望着皺眉頭的蒙巴頓說:“信不信随你,他(蔣介石)不知道什麼叫季風?選”這一掌故是蒙巴頓親口告訴塔奇曼女士的。

    (uchman,StilwellandtheAmericanExperienceinChina,P.738)我們看來,宋美齡也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季風,否則她盡可技巧地掩遮此一無知的尴尬?選梁敬钅享把“中國幕僚無能與不足共商戰略之惡評”,歸罪于史迪威之播弄(見梁氏著《開羅會議》,頁一三一),那麼蔣介石的無知又怪誰呢? 開羅會議後,由于太平洋戰役之勝利,蔣介石軍事、政治、經濟弱點之暴露,使中國戰場的價值大大地貶值。

    美國人所冀望于蔣的,不過是維持抗戰力量于不墜,拖住在中國内地的日軍而已。

    當他們發現連這點希望都可能落空時,便逼蔣改弦更張,以便更有力、更有效地作戰,于是蔣美之間摩擦日多。

     其實摩擦的根源自蔣美合作之始,即已潛在。

    蔣介石獨力抗戰時,愛怎麼抗,就怎麼抗,無人幹涉得了他。

    他可以暗中與日本人談和、可以殲滅抗日的新四軍、可以圍堵陝北邊區、可以獨斷獨行……但是一旦有了合作夥伴,而那夥伴又“财大氣粗”,肯任你為所欲為嗎?當老美幹涉這、幹涉那,幹涉到可能動搖老蔣的根本時,老蔣亦隻好硬着頭皮反抗一下,摩擦生焉。

     美蔣摩擦最嚴重、最戲劇化的,莫如史迪威事件。

    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羅斯福電告蔣介石籌組中國戰場,并以蔣為該戰場的最高統帥。

    蔣于一九四二年元月二日去電接受,并請推薦一位高級将領為其參謀長。

    史迪威(JosephStilwell)于二三十年代曾在平津住過十餘年,當過駐華武官,能通華語,為美軍将星中罕見的“中國通”,遂被選中。

    不過,史迪威不僅僅是蔣的參謀長,而且還是美軍司令、美國總統的軍事代表、美國對華租借物資的調配人等等。

    但是任務仍是一個,就是幫助中國對日作戰。

     六十年代之末,蔣介石開放大溪檔案給梁敬钅享撰寫《史迪威事件》一書,特别強調史迪威的諸多職務,造成糾紛與麻煩。

    言下之意,蔣隻需一個聽命于他的參謀長,并怪罪宋子文一開始就沒有把史迪威職務的定位搞清楚。

    梁敬钅享像蔣介石一樣不知人家老美就是要這樣做,人家為什麼要派一個惟命是從的參謀長給你?豈非多此一舉?人家對你的軍事才能有疑問,才派史來影響你,幫你整頓。

    問題出在蔣根本不能也不會整頓,因為如照老美的法子整頓,連老本都會被整掉,如軍隊中個人效忠的封建關系便會被整掉,史迪威就想要從蔣之軍令系統入手,甚至要改造國防部(參閱RomanusandSunderland,Stilwell’sCommandProblems,P.427),蔣介石能吃得消嗎? 最使蔣介石難堪的是,史迪威還有調配“租借物資”(LendLease)之權,美國國會通過此一法案來援助盟邦,其他盟邦如英國與蘇聯,分别由二國元首丘吉爾、斯大林來調配,惟中國由史迪威調配,而史又不惟蔣命是從。

    蔣雖屢請由他自己調配,未被允準。

    可見羅斯福硬是信不過蔣介石,怪宋子文有什麼用?我們從唐縱的日記可知,蔣向宋部長大發脾氣,“摔破飯碗”,唐起先不知何故,過了半個多月,才曉得為了史迪威。

    (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八六、三八七、三八九)至此,蔣介石應知史迪威要比鮑羅廷難纏得多,資本主義的羅斯福要比共産主義的斯大林精明得多?選 史迪威個性的确粗率,絕非搞外交的材料,他竟想以強渡關山的方式來逼蔣就範。

    他又怎能把偉大的蔣委員長,看作一顆“花生米”(Peanut)呢?在他的日記裡,花生米幾成為蔣之代号?選但梁敬钅享也承認史迪威執行的政策,不是他自己的政策,“皆馬歇爾之政策也”。

    (見《史迪威事件》,頁十二)梁氏應知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總統定的,馬歇爾豈能妄定政策,是亦“皆羅斯福之政策也”。

    梁氏在其書中指出,蔣曾三度要更換史迪威,皆因故擱置。

    薛光前在梁書英文版序言中,竟謂蔣之擱置,乃基于“中國哲學中的道德勸導以及善待部下”(見Liang,GeneralStilwellin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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