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蔣美關系之奇

肯入緬作戰，但在美國三令五申，以停撥租界物資相迫，亦隻好乖乖就範。

    這怎麼教人看得起呢？又如何企盼别人平等待我呢？蔣介石豈非自取其辱乎? 更不幸的是，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的軍事幕僚們在開會時，提不出問題。

    當着羅、丘、蔣三元首面前，有人問起雲南遠征軍近況，中國方面無人能答腔，還是由史迪威做了回應。

    英國參謀長布魯克（ＳｉｒＡｌａｎＢｒｏｏｋｅ）本來就不滿意美國擡高中國，乃借機找碴、借題發揮，嘲笑馬歇爾說，都是你們美國人惹的麻煩，讓我們無端地浪費時間。

    （見ＳｉｒＡｒｔｈｕｒＢｒｙａｎｔ，ｈｅｕｒｎ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Ｐ．５５）當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堅持要維持每月一萬噸駝峰運輸，英國蒙巴頓海軍元帥（ＡｄｍｉｒａｌＬｏｒｄＬｏｕｉｓＭｏｕｎｔｂａｔｔｅｎ）告訴他沒有那麼多飛機運輸，即使有那麼多架飛機，亦須于季風”（ｍｏｎｓｏｏｎ）到來前，集中轟炸緬甸日軍。

    宋美齡忙着翻譯，半晌沒有出聲，最後望着皺眉頭的蒙巴頓說：“信不信随你，他（蔣介石）不知道什麼叫季風?選”這一掌故是蒙巴頓親口告訴塔奇曼女士的。

    （ｕｃｈｍａｎ，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Ａmｅｒｉｃ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７３８）我們看來，宋美齡也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季風，否則她盡可技巧地掩遮此一無知的尴尬?選梁敬钅享把“中國幕僚無能與不足共商戰略之惡評”，歸罪于史迪威之播弄（見梁氏著《開羅會議》，頁一三一），那麼蔣介石的無知又怪誰呢？ 開羅會議後，由于太平洋戰役之勝利，蔣介石軍事、政治、經濟弱點之暴露，使中國戰場的價值大大地貶值。

    美國人所冀望于蔣的，不過是維持抗戰力量于不墜，拖住在中國内地的日軍而已。

    當他們發現連這點希望都可能落空時，便逼蔣改弦更張，以便更有力、更有效地作戰，于是蔣美之間摩擦日多。

     其實摩擦的根源自蔣美合作之始，即已潛在。

    蔣介石獨力抗戰時，愛怎麼抗，就怎麼抗，無人幹涉得了他。

    他可以暗中與日本人談和、可以殲滅抗日的新四軍、可以圍堵陝北邊區、可以獨斷獨行……但是一旦有了合作夥伴，而那夥伴又“财大氣粗”，肯任你為所欲為嗎？當老美幹涉這、幹涉那，幹涉到可能動搖老蔣的根本時，老蔣亦隻好硬着頭皮反抗一下，摩擦生焉。

     美蔣摩擦最嚴重、最戲劇化的，莫如史迪威事件。

    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後，羅斯福電告蔣介石籌組中國戰場，并以蔣為該戰場的最高統帥。

    蔣于一九四二年元月二日去電接受，并請推薦一位高級将領為其參謀長。

    史迪威（ＪｏｓｅｐｈＳｔｉｌｗｅｌｌ）于二三十年代曾在平津住過十餘年，當過駐華武官，能通華語，為美軍将星中罕見的“中國通”，遂被選中。

    不過，史迪威不僅僅是蔣的參謀長，而且還是美軍司令、美國總統的軍事代表、美國對華租借物資的調配人等等。

    但是任務仍是一個，就是幫助中國對日作戰。

     六十年代之末，蔣介石開放大溪檔案給梁敬钅享撰寫《史迪威事件》一書，特别強調史迪威的諸多職務，造成糾紛與麻煩。

    言下之意，蔣隻需一個聽命于他的參謀長，并怪罪宋子文一開始就沒有把史迪威職務的定位搞清楚。

    梁敬钅享像蔣介石一樣不知人家老美就是要這樣做，人家為什麼要派一個惟命是從的參謀長給你？豈非多此一舉？人家對你的軍事才能有疑問，才派史來影響你，幫你整頓。

    問題出在蔣根本不能也不會整頓，因為如照老美的法子整頓，連老本都會被整掉，如軍隊中個人效忠的封建關系便會被整掉，史迪威就想要從蔣之軍令系統入手，甚至要改造國防部（參閱Ｒｏｍａｎｕｓａｎｄ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ｓＣｏｍｍ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Ｐ.４２７），蔣介石能吃得消嗎？ 最使蔣介石難堪的是，史迪威還有調配“租借物資”（ＬｅｎｄＬｅａｓｅ）之權，美國國會通過此一法案來援助盟邦，其他盟邦如英國與蘇聯，分别由二國元首丘吉爾、斯大林來調配，惟中國由史迪威調配，而史又不惟蔣命是從。

    蔣雖屢請由他自己調配，未被允準。

    可見羅斯福硬是信不過蔣介石，怪宋子文有什麼用？我們從唐縱的日記可知，蔣向宋部長大發脾氣，“摔破飯碗”，唐起先不知何故，過了半個多月，才曉得為了史迪威。

    （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三八六、三八七、三八九）至此，蔣介石應知史迪威要比鮑羅廷難纏得多，資本主義的羅斯福要比共産主義的斯大林精明得多?選 史迪威個性的确粗率，絕非搞外交的材料，他竟想以強渡關山的方式來逼蔣就範。

    他又怎能把偉大的蔣委員長，看作一顆“花生米”（Ｐｅａｎｕｔ）呢？在他的日記裡，花生米幾成為蔣之代号?選但梁敬钅享也承認史迪威執行的政策，不是他自己的政策，“皆馬歇爾之政策也”。

    （見《史迪威事件》，頁十二）梁氏應知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總統定的，馬歇爾豈能妄定政策，是亦“皆羅斯福之政策也”。

    梁氏在其書中指出，蔣曾三度要更換史迪威，皆因故擱置。

    薛光前在梁書英文版序言中，竟謂蔣之擱置，乃基于“中國哲學中的道德勸導以及善待部下”（見Ｌｉａ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ｉｎＣｈｉ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