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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蔣美關系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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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氏已故,否則可翻閱一下新近“出土”的唐縱日記,便知蔣介石心情不好的時候“常批槍斃”。

    蔣何愛于史迪威?一再擱置還不是投鼠忌器,怕得罪羅斯福嘛?選如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自記曰:“若始終強硬,則對羅斯福總統輔助中國為四強之一政策有所背棄,是于吾為最不利。

    ”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頁二○一五可為确證。

     史迪威所犯大忌中的大忌,乃是建議武裝陝北共軍來打日本人。

    梁敬钅享順蔣之意,向史迪威頭上套紅帽子,把史之總部與中共挂鈎,忘了當時的任務是抗日而非剿共。

    當時的蘇聯更是共産大國,美國人能夠一面共同打德國,一面攻蘇嗎?蔣介石于抗戰期間封鎖共區,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唐縱在日記裡也有所透露,蔣于封鎖問題,“初不肯承認”。

    (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一五)為什麼不肯承認,說不過去也。

    蔣介石不喜歡美國人去延安,結果也阻擋不了,亦因此故。

    史迪威既不是共産黨也不是親共派,隻是逼蔣積極作戰、促蔣與中共合作、迫蔣實行改革,以增強抗日實力。

    (參閱徐魯航《史迪威與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的國共關系》,頁一二九)他要裝備中共部隊,以使其出兵山西、河南,牽制日軍,減輕平漢鐵路的壓力(Stilwell’sMissionP.368—369)其用心實在無可厚非。

     蔣介石依賴美國的大力支援,蔣美之間仍有極不愉快的摩擦。

    蔣與英國之間,雖亦同為盟邦,關系更壞。

    一方面,蔣在廣東當赤軍将領時就頗仇英、反英;另一方面,也許更加重要的是勢利眼,覺得他并無求于英。

    于是除了在美國人面前與英國人争美援外,還想給英帝看點眼色。

    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至二十一日的印度之行,就是一種“下馬威”,表示同情印度獨立,向大英帝國挑戰。

    重慶有關印度的報道,尤其表現出一種反英的姿态。

    蔣廷黻曾提醒蔣介石:“我們實際能夠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夠幫助印度的。

    ”(《蔣廷黻回憶錄》,頁二二四)言下之意,沒有必要得罪英國。

    然而蔣介石不僅親訪印度,而且不顧英政府的反對,堅持會晤甘地,當然更加使英國人“感冒”不已。

     當時亞洲盟軍對日作戰共分四個戰區,即尼米茲(Nimitz)海軍元帥的中太平洋戰區、麥帥的西南太平洋戰區、蒙巴頓(LordMountbatten)的東南亞戰區,以及蔣介石的中國戰區。

    從地緣來說,蒙巴頓與蔣介石的盟邦并肩作戰關系最為密切,但因中英關系不洽,根本談不上密切的合作,反而争論頗多。

    蒙巴頓對蔣介石的印象尤其惡劣,認為蔣委員長永遠是一個問題:“他不會說英語,他不重視英國的作戰能力,他對軍事後勤沒有概念。

    他真正要我們做的,隻是幫他守住運輸通道,以便将美援物資,源源送到中國。

    而此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

    這可能是我主持東南亞戰區所遇到的最頭痛的問題。

    ”(heLifeandimesofLordMountbatten,P.135)史迪威對蔣印象惡劣,豈偶然哉? 至一九四四年,日軍發動“一号作戰”,欲打通自東北到越南的交通,做全線進擊,奪取長沙、衡陽,窺及桂林、柳州,中國戰場出現崩潰的危機,深恐日軍深入,造成結束戰争之困難。

    羅斯福遂于七月六日發電,請蔣介石委任史迪威統率中國國共軍隊,以挽危局,有謂:“予覺中國已瀕危地,如不能立施激烈敏捷之補救,則吾人之共同目的,勢将受到挫折之危險。

    ”(《大溪資料》,引自梁敬钅享《史迪威事件》,頁三○八)蔣介石不敢一口拒絕,回電表示“原則贊成”,但謂中國情況複雜,需要準備時間,另希望派一政治代表來“調整予與史迪威間之關系”,婉轉道出與史迪威之間的矛盾。

    羅斯福當天徑複,促蔣“将史迪威統率華軍案迅付實施”,并認為史所統中國軍隊不應排除共軍,說是“拒絕支援任何殺日本人者,是不恰當的”。

    蔣介石表面上“原則贊成”,私下十分“苦悶”,認為是“最難堪最難處之問題”也。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四七) 六月底,羅斯福曾派副總統華萊士(HenryWallace)至渝,蔣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态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斷。

    華萊士随即向羅斯福報告。

    然而到九月六日,羅斯福派赫爾利(PatrickHurley)為私人代表抵渝,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國戰場如艾森豪威爾之在歐洲”。

    蔣初不同意,“但終非同意不可”。

    (參閱Lohbeck,PatrickJ.Hurley,P.269—286)在蔣介石身邊的唐縱于七月八至九日認為,“史迪威為中國戰場總司令,這已成為無可避免之事實”。

    他憂慮“史迪威有權指揮中共部隊,也有權接濟中共部隊械彈藥品”,擔心可能因此更壯大了中共的力量。

    唐縱還透露,蔣對美國人的壓迫“極為焦急”,向陳布雷說:“美國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憤然說:“我何愛乎四強?”(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五八、四五九)氣得連“四強”的頭銜都不在乎了。

     蔣介石雖然“非同意不可”,但仍想讨價還價,諸如限制共軍、掌握租借物資,以及以陳納德接替史迪威等等,均未得逞,難怪他懊喪之極。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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