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蔣美關系之奇

ａ，Ｐ．ｘｉｖ）。

    薛氏已故，否則可翻閱一下新近“出土”的唐縱日記，便知蔣介石心情不好的時候“常批槍斃”。

    蔣何愛于史迪威？一再擱置還不是投鼠忌器，怕得罪羅斯福嘛?選如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自記曰：“若始終強硬，則對羅斯福總統輔助中國為四強之一政策有所背棄，是于吾為最不利。

    ”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頁二○一五可為确證。

     史迪威所犯大忌中的大忌，乃是建議武裝陝北共軍來打日本人。

    梁敬钅享順蔣之意，向史迪威頭上套紅帽子，把史之總部與中共挂鈎，忘了當時的任務是抗日而非剿共。

    當時的蘇聯更是共産大國，美國人能夠一面共同打德國，一面攻蘇嗎？蔣介石于抗戰期間封鎖共區，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唐縱在日記裡也有所透露，蔣于封鎖問題，“初不肯承認”。

    （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一五）為什麼不肯承認，說不過去也。

    蔣介石不喜歡美國人去延安，結果也阻擋不了，亦因此故。

    史迪威既不是共産黨也不是親共派，隻是逼蔣積極作戰、促蔣與中共合作、迫蔣實行改革，以增強抗日實力。

    （參閱徐魯航《史迪威與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的國共關系》，頁一二九）他要裝備中共部隊，以使其出兵山西、河南，牽制日軍，減輕平漢鐵路的壓力（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３６８—３６９）其用心實在無可厚非。

     蔣介石依賴美國的大力支援，蔣美之間仍有極不愉快的摩擦。

    蔣與英國之間，雖亦同為盟邦，關系更壞。

    一方面，蔣在廣東當赤軍将領時就頗仇英、反英；另一方面，也許更加重要的是勢利眼，覺得他并無求于英。

    于是除了在美國人面前與英國人争美援外，還想給英帝看點眼色。

    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至二十一日的印度之行，就是一種“下馬威”，表示同情印度獨立，向大英帝國挑戰。

    重慶有關印度的報道，尤其表現出一種反英的姿态。

    蔣廷黻曾提醒蔣介石：“我們實際能夠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夠幫助印度的。

    ”（《蔣廷黻回憶錄》，頁二二四）言下之意，沒有必要得罪英國。

    然而蔣介石不僅親訪印度，而且不顧英政府的反對，堅持會晤甘地，當然更加使英國人“感冒”不已。

     當時亞洲盟軍對日作戰共分四個戰區，即尼米茲（Ｎｉｍｉｔｚ）海軍元帥的中太平洋戰區、麥帥的西南太平洋戰區、蒙巴頓（ＬｏｒｄＭｏｕｎｔｂａｔｔｅｎ）的東南亞戰區，以及蔣介石的中國戰區。

    從地緣來說，蒙巴頓與蔣介石的盟邦并肩作戰關系最為密切，但因中英關系不洽，根本談不上密切的合作，反而争論頗多。

    蒙巴頓對蔣介石的印象尤其惡劣，認為蔣委員長永遠是一個問題：“他不會說英語，他不重視英國的作戰能力，他對軍事後勤沒有概念。

    他真正要我們做的，隻是幫他守住運輸通道，以便将美援物資，源源送到中國。

    而此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

    這可能是我主持東南亞戰區所遇到的最頭痛的問題。

    ”（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ｉｍｅｓｏｆＬｏｒｄＭｏｕｎｔｂａｔｔｅｎ，Ｐ．１３５）史迪威對蔣印象惡劣，豈偶然哉？ 至一九四四年，日軍發動“一号作戰”，欲打通自東北到越南的交通，做全線進擊，奪取長沙、衡陽，窺及桂林、柳州，中國戰場出現崩潰的危機，深恐日軍深入，造成結束戰争之困難。

    羅斯福遂于七月六日發電，請蔣介石委任史迪威統率中國國共軍隊，以挽危局，有謂：“予覺中國已瀕危地，如不能立施激烈敏捷之補救，則吾人之共同目的，勢将受到挫折之危險。

    ”（《大溪資料》，引自梁敬钅享《史迪威事件》，頁三○八）蔣介石不敢一口拒絕，回電表示“原則贊成”，但謂中國情況複雜，需要準備時間，另希望派一政治代表來“調整予與史迪威間之關系”，婉轉道出與史迪威之間的矛盾。

    羅斯福當天徑複，促蔣“将史迪威統率華軍案迅付實施”，并認為史所統中國軍隊不應排除共軍，說是“拒絕支援任何殺日本人者，是不恰當的”。

    蔣介石表面上“原則贊成”，私下十分“苦悶”，認為是“最難堪最難處之問題”也。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四七） 六月底，羅斯福曾派副總統華萊士（ＨｅｎｒｙＷａｌｌａｃｅ）至渝，蔣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态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斷。

    華萊士随即向羅斯福報告。

    然而到九月六日，羅斯福派赫爾利（ＰａｔｒｉｃｋＨｕｒｌｅｙ）為私人代表抵渝，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國戰場如艾森豪威爾之在歐洲”。

    蔣初不同意，“但終非同意不可”。

    （參閱Ｌ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Ｈｕｒｌｅｙ，Ｐ．２６９—２８６）在蔣介石身邊的唐縱于七月八至九日認為，“史迪威為中國戰場總司令，這已成為無可避免之事實”。

    他憂慮“史迪威有權指揮中共部隊，也有權接濟中共部隊械彈藥品”，擔心可能因此更壯大了中共的力量。

    唐縱還透露，蔣對美國人的壓迫“極為焦急”，向陳布雷說：“美國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憤然說：“我何愛乎四強？”（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五八、四五九）氣得連“四強”的頭銜都不在乎了。

     蔣介石雖然“非同意不可”，但仍想讨價還價，諸如限制共軍、掌握租借物資，以及以陳納德接替史迪威等等，均未得逞，難怪他懊喪之極。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