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誰廢除不平等條約

遠東軍事行動結束後，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談判，以廢除英國人民迄今仍在華享受之治外法權。

    帝國所與咨詢之美國，亦曾發表相似之聲明。

    帝國政府茲為強調其對中國盟友之友誼與聯系計，決定就此事做更進一步之表示。

    ……願于最近将來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 但是聲明歸聲明，在談判時，九龍地位英國卻不算在内，拒絕談判。

     蔣介石當時也擺姿态，暗示九龍如不在内，“則談判可能破裂”。

    不料姿态剛擺好，陶百川主持的重慶《中央日報》就先洩了底，在社論《向羅斯福緻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即将簽約的消息，于是姿态就擺不成了。

    陶百川在《關于重慶中央日報一篇社論問題的更正與補充》（《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中，承認蔣介石“對該社論确表不滿”，“認為洩漏外交秘密，饬将該報總編輯袁業裕先生交付軍事審判，但并未罪及他人。

    袁君旋經葉楚倫先生保釋，不了了之”。

    不過蔔少夫在《布雷先生對一個新聞界後輩的關顧》（《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透露蔣介石發了大脾氣，因中英美三國政府原約好在元旦同時公布，故有違信約，而且此事說明重慶的外交部不能保密。

    蔔少夫說，陶百川“因此丢掉中央日報的社長”，董霖在《中英平等新約與收回九龍問題的補充》（《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則寫道： 其實，中美、中英新約，雖有拟議定于一九四三年元旦在重慶、華盛頓及倫敦三地同時公布，當時中國政府因收回九龍問題與英國政府屢經交涉而不得結果，曾予英國駐華公使一印象，若九龍問題不解決，則談判可能破裂。

    茲由一富有權威的中國國民黨黨報提早發表元旦簽約消息，不啻使政府失去所謂“讨價還價的力量”，此亦為引起當局震怒的重要原因。

    當時駐英大使顧維鈞奉召返國，參與其事，曾于所撰回憶錄中提及此點，可供參考。

     在英國堅持不談九龍地位以後，蔣介石就屈服了。

    硬不起來的原因是：“不宜為九龍局部問題而緻破壞全局，且于同盟國之形勢亦多不利，故決定退讓。

    ”（見董顯光《蔣總統傳》）但是難以理解的是：英國租借地，北有威海衛，南有九龍。

    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軍閥”曾經要求收回各國租借地。

    當時英國允許退還威海衛租借地，至一九三〇年正式收回。

    所以還九龍的理由，已因威海衛一例而不能成立。

    蔣介石的“屈服”，再一次說明他“内鬥内行、外鬥外行”的本質。

    于是，九龍地位問題，就成了平等新約的一個最大諷刺。

    九龍收不回來，還叫什麼收回租界呢？還叫什麼“解除了中國近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枷鎖”呢？所謂“光榮紀錄”、“完全廢除”，真相竟原來如此?選 而且就誰首先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言，無論事實上或形式上，蔣介石都無法不面對一項挑戰，那就是汪精衛南京僞政權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行動。

    這項行動，發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正好比蔣介石早兩天。

    早兩天還隻是就這次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說的，其實，若照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汪精衛與日本人阿部在南京簽的協定，明明“已有平等條約的形式”，那就早的不止兩天而是兩年了。

    （見傅啟學《中國外交史》第二十四章）國民黨的國立編譯館“不願漢奸廢除不平等條約廢得比國民黨早”，就隻好篡改曆史，硬把沒簽約的“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張冠李戴起來，這當然是煞費苦心的，難怪高中學生都搞不清是怎麼回事了?選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十月十日”，還是落在漢奸後面，因為早在“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江甯條約百年紀念會”上，汪精衛就率先演說已将英美驅逐，已取消領事裁判權，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了。

    因為漢奸都先發制人如此，所以十月六日的重慶《大公報》上，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