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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誰廢除不平等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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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軍事行動結束後,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談判,以廢除英國人民迄今仍在華享受之治外法權。

    帝國所與咨詢之美國,亦曾發表相似之聲明。

    帝國政府茲為強調其對中國盟友之友誼與聯系計,決定就此事做更進一步之表示。

    ……願于最近将來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 但是聲明歸聲明,在談判時,九龍地位英國卻不算在内,拒絕談判。

     蔣介石當時也擺姿态,暗示九龍如不在内,“則談判可能破裂”。

    不料姿态剛擺好,陶百川主持的重慶《中央日報》就先洩了底,在社論《向羅斯福緻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即将簽約的消息,于是姿态就擺不成了。

    陶百川在《關于重慶中央日報一篇社論問題的更正與補充》(《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中,承認蔣介石“對該社論确表不滿”,“認為洩漏外交秘密,饬将該報總編輯袁業裕先生交付軍事審判,但并未罪及他人。

    袁君旋經葉楚倫先生保釋,不了了之”。

    不過蔔少夫在《布雷先生對一個新聞界後輩的關顧》(《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透露蔣介石發了大脾氣,因中英美三國政府原約好在元旦同時公布,故有違信約,而且此事說明重慶的外交部不能保密。

    蔔少夫說,陶百川“因此丢掉中央日報的社長”,董霖在《中英平等新約與收回九龍問題的補充》(《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則寫道: 其實,中美、中英新約,雖有拟議定于一九四三年元旦在重慶、華盛頓及倫敦三地同時公布,當時中國政府因收回九龍問題與英國政府屢經交涉而不得結果,曾予英國駐華公使一印象,若九龍問題不解決,則談判可能破裂。

    茲由一富有權威的中國國民黨黨報提早發表元旦簽約消息,不啻使政府失去所謂“讨價還價的力量”,此亦為引起當局震怒的重要原因。

    當時駐英大使顧維鈞奉召返國,參與其事,曾于所撰回憶錄中提及此點,可供參考。

     在英國堅持不談九龍地位以後,蔣介石就屈服了。

    硬不起來的原因是:“不宜為九龍局部問題而緻破壞全局,且于同盟國之形勢亦多不利,故決定退讓。

    ”(見董顯光《蔣總統傳》)但是難以理解的是:英國租借地,北有威海衛,南有九龍。

    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軍閥”曾經要求收回各國租借地。

    當時英國允許退還威海衛租借地,至一九三〇年正式收回。

    所以還九龍的理由,已因威海衛一例而不能成立。

    蔣介石的“屈服”,再一次說明他“内鬥内行、外鬥外行”的本質。

    于是,九龍地位問題,就成了平等新約的一個最大諷刺。

    九龍收不回來,還叫什麼收回租界呢?還叫什麼“解除了中國近百年來不平等條約的枷鎖”呢?所謂“光榮紀錄”、“完全廢除”,真相竟原來如此?選 而且就誰首先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言,無論事實上或形式上,蔣介石都無法不面對一項挑戰,那就是汪精衛南京僞政權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行動。

    這項行動,發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正好比蔣介石早兩天。

    早兩天還隻是就這次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說的,其實,若照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汪精衛與日本人阿部在南京簽的協定,明明“已有平等條約的形式”,那就早的不止兩天而是兩年了。

    (見傅啟學《中國外交史》第二十四章)國民黨的國立編譯館“不願漢奸廢除不平等條約廢得比國民黨早”,就隻好篡改曆史,硬把沒簽約的“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張冠李戴起來,這當然是煞費苦心的,難怪高中學生都搞不清是怎麼回事了?選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十月十日”,還是落在漢奸後面,因為早在“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江甯條約百年紀念會”上,汪精衛就率先演說已将英美驅逐,已取消領事裁判權,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了。

    因為漢奸都先發制人如此,所以十月六日的重慶《大公報》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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