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出賣外蒙古

，也隻有仗這份問心無愧的書生本色，他才能吞下這口難忍的内心傷痛。

    這番國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氣偾張的虛驕之輩能了解的。

    （《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不僅不秉筆直書，反而要留下呈獻谀詞的記錄。

    許倬雲談“國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想到這個故事嗎？就是“軍閥”收回外蒙古的故事。

    一九一九年，外蒙古鬧獨立，“軍閥”徐樹铮任西北邊防籌備處處長，決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資格，親自擺平，前後花二十二天，不費一兵一彈，完成了收複外蒙的工作。

    他的功業，引出了一段公論。

    據他的兒子徐道鄰在《徐樹铮先生文集年譜合刊》裡說： 先生到京之後，除了向政府報告，還有電報報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十一月二十四），中山先生也有回電慶賀他的成就（二十六日），内中有下面這幾句：“比得來電，谂知蒙回内向。

    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于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于日蹙國百裡。

    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複歸，重見五族共和之盛。

    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

    ” 徐樹铮因為不是國民黨，國民黨中有些持“非我族類”觀點的人，就感到這個賀電太肯定别人了，不高興。

    據《國父年譜》：“中山先生這個賀電，還引起了黨人（淩钺）的抗議。

    中山先生批複：‘徐收回蒙古，功實過于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選’” “公論自不可沒?選”這表示出真正愛國者的與國同休戚，真正愛黨者的與人為善，這種公道與胸襟，實在值得學習、值得反省、值得作為榜樣。

    遠在一九一二年，國民黨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傳賢主持上海《民權報》，就在《蒙古丢了》一文中，警告：“若猶夢夢也，則蒙古非我有矣?選蒙古去，而中華民國亦随之去矣?選”可見國民黨深知外蒙古絕不能丢。

    外蒙古由“軍閥”手中收回，國民黨卻不如“軍閥”愛國；外蒙古由國民黨手中失去，國民黨卻反罵“軍閥”賣國，天下還有比這更滑稽的“公論”嗎？ 許倬雲說：“國家在那種情勢下，此約又非簽不可”，亦非事實。

    連蔣介石都在《蘇俄在中國》中說：“我中華民國未曾參加雅爾塔會議，而美政府當時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們自可不受其拘束。

    當然我們與蘇俄談判訂約，亦是受他們美國的勸告，不過曾經我們自己的考慮。

    ”所謂“我們自己的考慮”，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考慮、為他自己政權的生存考慮，而不是為國家民族百年大計考慮。

    他怕得罪了美、俄，保不住政權，更怕蘇聯公然支持中國共産黨搶他的江山。

    我們從他的考慮中可以看到，他想以滿蒙的高價來收買蘇俄不支持中共的用心，十分明顯。

    其實，斯大林原來瞧不起中共，不認為是貨真價實的共産黨，而是“人造奶油式的共産黨徒”（ＭａｒｇａｒｉｎｅＣ〇ｍｍｕｎｉｓｔｓ），得到蔣介石的天文數字好處之後，确也盡了力氣不支持中共，更沒有想到毛澤東會取蔣介石而代之。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蔣連發三電，邀毛赴重慶談判時，延安于八月二十二日約略同時收到斯大林的電報，促毛去渝和談。

    蔣介石一再說，蘇聯把部分東北日械給了中共，然而毛澤東更以為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可以從蘇軍手裡接收東北哩?選結果全不是那回事。

    蘇軍坦克第六集團軍司令克拉夫欽科上将向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抵達沈陽的曾克林說：“我們接到莫斯科的電報啦?選知道你們确實是毛澤東、朱德的部隊，是中國的八路軍。

    不過，我們蘇聯和中國國民政府訂有條約，規定國民政府接管東北的主權。

    ”（轉引自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三十八）後來，蔣介石在國共内戰中大敗，蘇聯大使跟國民政府一直跟到廣州，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想跟中共談談了。

    相比之下，蘇聯還有勝美國一籌之處哩?選蔣介石罵“蘇俄是沒有信義的國家”，美國又如何呢？ 蔣介石把毛澤東得天下，說成蘇聯侵華，絕非事實，不過是把自己失敗的責任推給蘇聯，隻是遺憾賣了外蒙，仍無法挽救他在大陸的政權。

    長久以來，除了李敖之外，沒有人敢直指蔣介石出賣外蒙。

    不過，蔣是自承罪愆的。

    他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發表《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二十五卷），有秘密談話說：“承認外蒙獨立的決策，雖然是中央正式通過，一緻贊成的，但是我個人仍願負其全責。

    ”（頁一二〇）他還說簽約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

    （頁一二一）蔣介石明确地歸屬了責任所在。

    他在簽約七年後，自己承認當年簽約放棄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

    （頁一二〇）在這《對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開始，蔣介石就表示他“對總理、對革命、對國家和人民應該引咎自責”。

    互勘與對比了這些文件，我們對抗戰勝利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才會有完整的了解；并對自稱“民族救星”的“高瞻遠矚”，才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