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直采取否定态度。

    除非中共自甘否定，無論“使用”或“聯合”都無法真正落實。

     赫爾利抵渝時，蔣介石與史迪威已鬧得很不愉快。

    史迪威向蔣展示羅斯福的譴責函後，赫責史之不是，有助于蔣介石的“以夷制夷”，幫忙把史迪威給“制”掉了。

    史迪威離華後不久，美國駐華大使高斯也辭職，遺缺即由赫爾利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承繼。

    赫爾利大使便成為蔣介石的護航員，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召開六全大會，赫爾利更産生樂觀的幻想，以為蔣會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ａｎｄＡｍｅｒｉc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２１４），殊不知蔣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明說要“消滅共産黨”（原件今存南京二檔館國民黨中央黨部檔），而非合作，因而贊同蔣召集蔣所控制的國民大會，無視各黨派聯合政府的主張，并附和蔣要求中共交出軍隊、交出地方政權，最多隻能從蔣獲得中共“合法地位”的讓步。

    一九四五年四月，赫大使在美京華府更發表聲明，強烈支持蔣介石政府，替蔣之國民大會捧場；指責中共是分裂主義者，拒絕參加聯合政府。

    赫爾利以為蔣之國民大會若成功召開，中國便可民主統一了。

    結果他擁蔣反共的立場，得罪了毛澤東，被毛指為與蔣合唱反共雙簧，鼓勵蔣打内戰。

    七月間召開的參政會，中共也拒絕參加了。

     赫爾利的扶蔣、擁蔣立場也引發重慶美國使館内部的劇烈争辯，使館人員如謝偉思等認為赫爾利的做法，将使國共内戰不可避免，有違美國政策。

    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慶。

    要軍援延安，告知蔣即可，無須與他協商。

    把一切的賭注都放在蔣之一邊，何異與僵屍共舞。

    赫爾利則怒斥這些人親共反蔣，甚至送上紅帽子。

    （參閱Ｅｓｈｅｒｉｃｋｅｄ．?熏LｏｓｔＣｈ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３３３—３６３）大使與使館職員的辯論，取決于政治多于雄辯，而羅斯福正風燭殘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邊，不久于四月中旬病逝，美國的政策遂定位于“扶蔣”之上，軍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

    （參閱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１９３—１９４） 赫爾利自斯大林獲得更明确不支持中共的保證，這位國際共産首領甚至向美國人說，延安中共并非真正的共産黨（此點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響）也不認為毛澤東可能奪取政權。

    即使蔣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贊賞蔣是一“大公無私的愛國者”。

    此顯然完全贊同美方的扶蔣政策，故赫爾利向剛上任的杜魯門總統說：“斯大林無條件地同意美國對華政策。

    ”（見《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第七卷，頁三四Ｏ）赫于四月二十四日返回重慶後，深信由于蘇聯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範，統一于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之下。

    但是毛澤東于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會議上，發表談話，題目是《愚公移山》，公開反對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全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冊，頁一ＯＯ一至一ＯＯ四），并不就範。

    蔣介石老實不客氣，于七月二十一日，指示胡宗南向陝、甘、甯邊區的淳化縣發起攻擊，進駐爺台山，威脅延安。

    中共《新華日報》大舉揭露此事，攻擊重慶發動内戰。

    美國畢竟不願見内戰發生，更不願在日本投降之前，國共繼續發生嚴重軍事沖突，魏德邁将軍乃命美軍人員分駐國共接壤之處，以制止之。

    （參閱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二七、五二八） 八月十日已有日本即将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時日軍仍然占領自東北至廣東的大量中國國土，立即發生接收與繳械的問題。

    蔣介石的嫡系主力偏處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軍顯具接收失土的優勢。

    蔣即以統帥名義，命令共軍“駐防待命”，不準“擅自行動”。

    蔣之用心，當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軍隊于敵人将要投降之際不準進攻、不準繳敵人的械、不準受敵人的降，必然說不過去，于理有虧。

    毛澤東針鋒相對，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向蔣介石發了兩通電報，指出“駐防待命”的命令，有違國家民族利益，有利于敵人，礙難遵行。

    （詳閱《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Ｏ八七）不過，在接收問題上，由于漢奸周佛海出任蔣之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三一》），以收編三十餘萬僞軍（參閱王俯民《蔣介石詳傳》，頁二三Ｏ至二三二），岡村甯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軍協助并提供海空運輸服務，蔣之劣勢一變而為優勢。

    毛澤東洞悉此情，早于八月十三日以新華社評論員名義，發表《蔣介石在挑動内戰》一文，向“全國同胞全世界人民宣布：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抗日的軍隊”，要求解放區抗日軍隊直接派遣代表“參加四大盟國接受日本投降”。

    （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三七）當蔣介石的發言人稱朱德及共軍為“人民公敵”，毛即反唇相譏說“提起人民公敵，誰都知道這是指着誰”，“他叛變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

    他将中國人民推入十年内戰的血海，因而引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勝利到來了，他叫人民軍隊駐防待命，他叫漢奸維持治安，以便他搖搖擺擺地回南京”。

    （見同書，頁一Ｏ四七）毛将“人民公敵”這頂帽子奉還，套在蔣介石的頭上，國共長期“摩擦”之餘，大有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後，爆發全面内戰的危機。

     日本昭和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向世界廣播，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全國慶祝抗戰勝利，但蔣介石的心情十分複雜，憂喜參半，甚至憂多于喜。

    當日向全國及世界廣播，即以“要愛敵人”為說，竟将日寇加諸中國軍民的苦難與殘暴一筆勾銷，因其心目中别有牽挂，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于抗日。

    他在同年九月九日的日記中感歎道： 嗚呼?選抗戰雖勝，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國際政策未敗，共匪未清，則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選（《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下），頁二六七一） 他若能為所欲為，必以朱德不奉“駐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圍的解放區展開全面進攻，一舉蕩滅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戰尚未勝利時，他就親口告訴他的學者顧問拉鐵摩爾，“戰後中共問題必須要用武力解決”（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ＣｈｉｎａＨｅｍｏｉｒｓ，Ｐ．１３９），自然無意組織什麼聯合政府，但當時國内外情勢絕不允他明目張膽地立即發動内戰，不過，他已掌握和平攻勢的有利條件。

    美國扶蔣态度已十分明朗，中蘇友好條約已經談妥，斯大林已公開揄蔣抑毛。

    延安在國内遭到圍困，在國際上更形孤立。

    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開和平攻勢，在有利的情況下，逼對方就我之條件而和。

    日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爾利的敦促下，認為重慶與莫斯科間的聯盟，必能迫使毛澤東前來請和（Ｌ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Ｈｕｒｌｅｙ，Ｐ.４０４），蔣乃親自急電延安，請毛澤東“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讨，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

    當時國共間因“駐防待命”問題有糾紛，故毛複電稱俟蔣對此事表示意見後，再考慮會見。

    于是蔣于二十日再度電毛，把“駐防待命”推說是盟軍總部的規定，說是“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雲雲。

    然後再亟力促駕，說是“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又說：“大戰方告終結，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

    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

    ”言下之意，若不來，豈不是不體念國家艱危、憫懷人民疾苦矣。

    這是何等壓力?選毛遂于二十二日複電，謂先派周恩來前來接洽。

    蔣怕毛推托，于接此電報後翌日，三度電毛，謂周氏來渝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并“已準備飛機迎迓”，做進一步之敦請，而電文均公諸報端，衆目睽睽，促駕來勢之洶，猶如錢塘之潮，一波高過一波，難以抵禦。

    毛隻能于二十四日急電重慶，表示“極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

    （來往電文見《重慶談判資料》，頁四至八） 蔣之緊迫邀請，乃是運用匠心的一種招數，顯欲将毛一軍，而且無論來否，自以為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