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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共和談因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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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左券。

    若不來,蔣可說毛無和平建國誠意,不僅可卸内戰之責,且可将此責加諸對方。

    若來,蔣可以主人的優勢、有利的情勢,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條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謂先禮後兵矣,剿撫并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确沉重,壓力來自四面八方。

    然而蔣氏囚禁政敵的前科累累,諸如李濟深、胡漢民、張學良、楊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務暗殺,亦屢見不鮮。

    雖說美使赫爾利願做安全保證,但夜長夢多,防不勝防,萬一事發,推說意外,亦莫可奈何。

    然而無論風險多高,毛勢在必行,否則未決雌雄,已輸了一招,絕非毛澤東所肯為,所以毛應蔣之請,并不意外。

    中共中央要求魏德邁派美機接送,赫爾利陪同,以防意外,并決定毛外出期間由劉少奇主持大計,都是以防萬一,設想周到的舉措。

     毛澤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赫爾利、張治中、周恩來、王若飛陪伴下,自延安飛抵重慶。

    蔣介石當晚在林園官邸設宴歡迎,爾後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 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心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下),頁二六五五) 毛來渝前的正午,蔣才集會商讨方針,臨事才抱佛腳,原無新的腹案。

    誠摯相待尚須“決心”,可見誠摯來之不易。

    所謂政治與軍事整個解決,仍然是他一貫統一軍令與政令的說法,也就是要中共交出軍隊與政權。

    因此,所謂政治要求予以寬容,極限不過是給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許到蔣政府做官而已。

    蔣氏和平條件更明确見諸于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之中,他列出三條: 一、不得于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

    三、歸結于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

    (前引書,頁二六五六) 另組聯合政府根本不在考慮之列,蔣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澤東在重慶一住四十餘日,蔣毛會見時間不長,正式商談五次。

    歡迎晚宴時,蔣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勳章耀眼,似乎是向毛顯示他是最高統帥。

    蔣氏夫婦以茶會招待蘇聯大使彼得羅夫時,請毛作陪;又邀毛與美國大使一起吃午飯,似乎是向毛顯示他有美蘇兩大國的支持。

    蔣以聲勢懾毛,顯然無效,穿土布中山裝(即列甯裝,後來又稱毛裝)的毛澤東,絕不屈服,使蔣“腦筋深受刺激”。

    十月十日臨行前毛要求宿于林園,翌晨共進早餐,但話總不投機。

    毛離去後,蔣散步林園一周畢,于記事批閱公文之餘,“甚歎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也?選”(前引書,頁二六八八) 蔣介石在“統一軍令政令”的底線下,根本不會允許解放區與八路軍的存在,也不會同意重起爐竈,組織聯合政府來完成軍令與政令的統一。

    在此情形下,和談不可能談出任何可行的結果。

    毛澤東同意縮編若幹軍隊,退出若幹解放區,隻是表示一點誠意,距離蔣的要求尚遠。

    國共重慶和談後所簽訂的《雙十協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過是裝點門面,根本問題并未解決。

     唐縱在日記中透露,蔣介石說毛澤東本欲趁日本投降占領華北,因來渝談判而未成。

    (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九一)事實上,在和談期間,美軍出動陸戰隊助蔣占領華北。

    就蔣而言,此次和談的真正收獲乃是達到緩兵之計的目的,使蔣軍獲得寶貴的時間,由美國海空聯運送部隊到華北。

    不過,“毛”翁失“土”,卻在統戰上大有收獲。

    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以貴賓身份抵達重慶,逗留将近七周之久,周旋于各界人士之間,往往侃侃而談,時時心心相印,赢得無數同情與支持,而毛氏一曲《沁園春》詠雪詞,“北國風光,千裡冰封,萬裡雪飄”,氣勢不凡,使很多士人傾倒。

     蔣介石于重慶和談期間,已秘密分發在江西時訂定的原《剿匪手冊》,準備展開軍事攻勢。

    同時授意張治中密電胡宗南,謂:“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複淪陷區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做具體談判,如彼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中共代表團關于張治中向胡宗南傳達秘示緻中央電》)事有湊巧,《雙十協定》簽訂前二日,一架國民黨運輸機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區,查獲編号為三二五一代電的蔣緻閻錫山密件,附《剿匪手冊》兩本,洩露了“剿匪”的天機(見葉永烈《毛蔣争霸錄》,頁四二八),《雙十協定》簽訂後,蔣失望之餘再密令各軍努力進剿,想以餓虎撲羊的兵力,完成軍令與政令統一之任務,不宣而戰的國共内戰實已爆發,但是進展遲滞,并不如蔣氏想象那樣容易克奏膚功。

     中共于日本投降後,雖知美、蘇兩大國均支持蔣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繼續強硬抵抗。

    軟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僅出蔣意料之外,也出美國人的意料之外,還誤以為斯大林與毛澤東有什麼默契呢。

    其實斯大林得到滿蒙利益後,很願幫蔣的忙,隻是對在華美軍感到疑懼。

    斯既對毛冷淡,毛自亦不必買斯之賬。

    一時之間,瞧不起秦皇漢武的毛澤東同時與蔣介石、斯大林、杜魯門對抗起來了。

     支援蔣介石的在華美軍,旁觀者清,很快看到蔣軍不可能迅速解決共軍,遂怕被卷入中國内戰。

    更何況中共已對美軍助蔣提出抗議,蘇聯也要求美國自華撤兵,杜魯門基于中國統一的原則,武力統一既不可能或代價太大,隻有回到和平統一的日程上來。

    要和平統一,國共又必須要回到談判桌上來。

    美國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

    赫爾利大使的親蔣反共立場既過于明顯,又與國務院在反共問題上搞得很不愉快,遂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辭職返美。

    杜魯門乃特命馬歇爾以總統代表赴華調解國共争端。

    當時,馬歇爾在美國的地位僅次于總統杜魯門,而聲望或更過之。

    美國派出這樣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來做調人,可見對國共問題的重視,以及要維護美國對華政策之心切。

     馬歇爾于一九四五年年底飛抵重慶,帶來的不僅是馬氏個人的聲望,還有“胡蘿蔔與棍子”(carrotandstick)——如果聽話,不打内戰,和平建設,美國将提供大量經援與軍援;若不聽話,則停止一切援助。

    蔣介石對馬歇爾原有顧忌,因他與史迪威私人關系甚笃。

    馬歇爾固然不至于以私害公,但他絕非親蔣之人,更不會贊同蔣之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

    民主的聯合政府,依馬歇爾之見,乃理所當然之事,也是和談必需的先決條件。

    蔣必須依靠美國,并無拒絕馬歇爾調停的餘地。

    蔣之法寶無非是強調中共乃蘇俄之附庸,以迎合美方對俄冷戰的心态。

    不過美方則認為,若國共不能合作,導緻内戰,反而失去以中國牽制蘇俄之實力。

    (參閱Marshall’sMissiontoChinaVol.1,P.6—7) 馬歇爾與國民黨代表張群、共産黨代表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經過六次會議,于一九四六年元月十日獲緻停戰協議,于十四日零時生效。

    同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也終于在國民政府大禮堂召開。

    (此會議之得以召開,實由于美方之壓力,見Bahite,HurleyandAmericanForeignPolicy,P.186)出席代表除國共兩黨之外,還有青年黨、民盟和社會賢達。

     政協一直到月底才閉幕,中共在民主黨派與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頗占上風,誠如唐縱所說:“在政治協商會,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難堪,令人難受已極,但又無可如何。

    ”(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五八O)最後通過五項決議,雖于國府委員名額有所争執,但重要的是确定政府改組,結束一黨專政。

    蔣介石在開幕式上宣稱他将接受政協的決定,他在閉幕式上更講得甚是冠冕堂皇,聲明擁護政協訂定的《和平建國綱領》,願以“保障民主自由為職志”,以“建立法治國家為目的”,甚至說今後的政府要由各黨派的中堅分子以及社會賢達,共同來負責,說是“建國的重擔,既不是國民黨一黨的責任,更不是中正個人的責任”,最後還說:“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議一切的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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