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搞假民主的惡果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行憲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南京揭幕。

    早在抗戰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國民政府就準備召開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統，并于五月五日拟定憲草，賦予總統統轄全國軍隊、宣戰、媾和、締約、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員的權力外，還有發布緊急命令之大權，世稱五五憲草。

    然而由于日寇入侵，沒有實施。

    直到抗戰勝利之後，召開國民大會又被排到日程上來。

     召開國民大會，号稱還政于民，要人民當家作主。

    但問題是，誰是人民？居大多數的農民，根本不會也不能當家做主。

    農民也不可能選出真正代表本身利益的代議士，章太炎在民初就已指出，在中國現實情況下搞代議，選出的必然是有權有勢者，讓土豪劣紳如虎添翼。

    這種現實到抗戰勝利并無基本改變。

    如果國民黨不改變一黨專政，選出的國民代表也不過是親國民黨的“土豪劣紳”。

    選舉既不能公正，選出的人也無代表性可言。

     所以在戰後民主的訴求下、馬歇爾的調停下，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決定改組國民黨政府，另組具有較大基礎的聯合政府，然後準備行憲。

     政協經過二十一天的努力，拟定《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修正五五憲草，稱為《政協憲草》，擴大了民主原則。

    蔣介石最初雖公開表示接受政協決議，但自始認為斯乃共産黨與民盟向國民黨奪權的陰謀，認為不是國民黨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精神的憲草，自然伺機破壞。

     蔣介石破壞政協決議的方法是，不待改組政府，就先行決定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

    在中共強力抗議下，蔣介石隻允展期三天。

    當十五日國民大會在南京揭幕時，中共與民盟拒絕參加，并為國共和談完全決裂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緻華府國務院電顯示，國大召開後，蔣仍表示願與中共和談，顯然是給美國看的一種姿态，同時想以既成事實，壓迫中共就範。

    然而中共堅持取消國大，回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以前之情況，為和談的先決條件。

    蔣遂即命令中共代表離京。

    （參閱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５７，７４） 這個國民黨與若幹花瓶黨召開的國民大會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閉幕，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并于一九四七年元旦由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公布。

     蔣介石有鑒于客觀情勢，有意于行憲後改組政府，轉變“一黨訓政”為“多黨訓政”，然而既容不下中共與民盟，隻剩下“花瓶黨”，則所謂“多黨訓政”有名而無實，實際上仍然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更無以走上真正的民主憲政之路，隻能搞假民主充數。

     假民主最可見之于僞選舉。

    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三黨協議部分代表名額由黨提名與支持當選，而事實上則是“定量分配”、“讨價還價”、“保障當選”，甚至“中央競圈”的局面。

    所以有許多人未選已經内定。

    投票日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這一天的《大公報》報道首都南京，“全市國旗飄場，如逢盛大慶典”。

    “盛大慶典”的背後，則是蔣介石嚴令各地縣長和專員，支持某人，某人一定要當選的專斷。

    于是縣政府不得已保留一部分票，以支持某人當選。

    如湖北省的選舉，不過是走過場，大多數選票早已暗中填妥，随便發幾張票給選民做做幌子，一切由保長及其爪牙控制。

    （參閱梁上賢《湖北省僞大選一瞥》，《湖北文史資料》第五輯）所有的競争實際上隻是國民黨内部的派系鬥争，由于選舉引發更為激烈的黨團之争。

     這種樣子的選舉自然會鬧雙包案。

    如李宗黃是雲南鶴慶人，由中央提名而徑自當選，但雲南省主席盧漢卻另支持李耀庭當選鶴慶縣國大代表。

    李耀庭當選後竟不能出席國大，乃告地狀，後經陳立夫等人設法解決，結果兩人都領到當選證書。

    諸如此類的笑話，不勝枚舉。

     選舉之後，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布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組織規程，成立籌委會。

    當時國共内戰已打得烽火連天，戰況已對國民黨不利，仍積極籌開國大選舉正副總統，顯然有鼓勵士氣以及以民主假象赢得美國更大支持的用心。

    國民政府遂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明令定于翌年（一九四八）三月二十九日召集國民大會。

     大會開幕之前，由于選舉糾紛擺不平，演出絕食、擡棺、霸占會場等鬧劇，最後由便衣警察于午夜後強制移走，驚心動魄的第一幕，幸未鬧得不可收拾。

    （參閱周劍心《國大瑣憶》，《中外雜志》第十九卷第二期）第一屆國大第一次會議遂得于三月二十九日如期揭幕，蔣介石參加開幕典禮，并緻詞說：“我認為今天國家和人民，戡亂與行憲應該同等重視。

    我們不因戡亂而延緩憲政的實施；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