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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老美又來幫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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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maywishtoplacetheonusfortheCouqonSun)(見Cumings.heOriginsoftheKoreanWar.P.537),以卸華府的責任。

    然而仍有一些學者繼續馳騁想象,以事出有因,遽下論斷,甚至說,孫立人已着手兵變,蔣介石調劉安琪自海南島回師制止。

    當蔣責問孫,孫謂乃中共挑撥,蔣接受之,而孫遂放棄其計劃雲雲(McGlothlen.ControllingtheWanes,P.105),何異信口開河?《新新聞》周刊雖也注意到康明思的懷疑,卻仍然肯定确有此一秘箋,順流而下還要妄改臘斯克收到秘箋的時間為六月下旬而非六月初(見該刊,頁二十九、三十),還要侈言“以本刊抽絲剝繭、爬梳核實,終于發掘到曆史真相,撥開長達四十年的政治迷霧”。

    (同上,頁十八)剝了什麼繭?爬了什麼梳?檔案雖然解密,竟不會解讀,孫立人何辜。

     其實,蔣介石未撤退到台灣之前,美國早已想放棄他,認為再多給美援亦無濟于事,所以一再要求他讓賢,或完全授權給有能力的人。

    美國人當面向蔣一再提及這些,并不是什麼秘密。

    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固然由于徐蚌失利,美國的壓力也是主要原因。

    美國人看上孫立人亦非秘密,事實上無論就軍事素養、能力以及戰功而言,國民黨将領中實無出其右者,并非僅僅是曾經留美之故。

    真正的曆史真相是,孫立人雖然滿腹牢騷,瞧不起黃埔,不把蔣經國放在眼裡,但因一念之差仍然效忠蔣介石。

    孫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O年間有足夠的時間與條件聯美倒蔣,更何況李宗仁也想除蔣。

    蔣當時雖幕後操縱,畢竟是下了野,失去了名分,既有美國的全力支持,裡應外合,于蔣亡命之際倒之,實易如反掌。

    蕭公權教授曾說過,他于一九四九年秋天離台赴美前,因與孫立人乃清華舊友,過從甚密,孫于周末照例派吉普車來接,無話不談。

    談到牢騷處,蕭戲說若有決心,願草檄文,而孫終無決心,更無意倒蔣,故蕭氏謂“孫将軍有勇無謀”,無謀者,沒有政治野心之謂也,亦可為孫未嘗對美方有所謂正面回應的旁證。

     孫立人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O年代可倒蔣而不願倒蔣,蔣于一九五五年孫無以倒蔣時,竟以莫須有之罪名指孫欲以兵變倒蔣,實欲借故除孫耳,可謂狠者勝、善者冤也。

     從曆史定位看,孫立人案的種種冤情,确如嶽飛案。

    嶽飛案的成立關鍵是憑“衆證結案,而武穆竟無服辭雲”。

    這就是說,全憑别人的旁證咬嶽飛,并沒有嶽飛自己承認的證據,孫立人也是“無服辭”,真是古今同調;嶽飛案的罪名是“措置别做擘劃”,孫立人案中的罪名是“明告叛亂計劃”,也是古今同調;嶽飛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輿”,孫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罵元首”,也是古今同調。

    嶽飛案中的元兇趙構殺嶽飛以免直搗黃龍,迎回兩宮;孫案的元兇蔣介石囚禁孫立人以免妨礙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調。

    最妙的,嶽飛本人并沒“依軍法施行”,而是以“诏獄”“特賜死”;孫立人本人也沒“依軍法施行”,而是“另案辦理”,以手令特賜在家軟禁,也是古今同調。

    嶽飛手下的張憲、嶽雲等都“依軍法施行”;孫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雲錦等也都受軍法審判,也是古今同調。

    所不同的是,嶽飛案中有罪犯“送二千裡外州軍編管”;台灣太小了,隻好送幾百裡外綠島編管了。

    汪榮祖有詩為證: 暮年不複舊英姿, 一死餘哀感此時。

     本意沙場争愛國, 豈知衙内每徇私。

     傷黃泣李枉囚雪(黃氏姊妹與李鴻), 摧骨胸午夜悲(聞孫将軍被囚禁後,中夜醒來搥胸悲鳴)。

     難望趙秦平冤曲, 如聞怒發沖冠詞。

     二 秉钺專征追馬班, 江南浴血氣如山。

     傷痕累累終無悔, 禁網深深久困閑。

     百戰功高罕有失, 揚威域外竟成患。

     天人共鑒還清白, 又燭東窗構桧奸。

     我們不難發現,真正制造冤案的,不是别人,而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原因是孫立人反對政工制度,與太子為難。

    世人罵秦桧而不罵宋高宗趙構,是錯誤的。

    ——沒有宋高宗的“旨意”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嶽飛嗎?真正制造風波亭冤獄的,乃是“領袖”父子自己。

    可悲的是,嶽飛案是多少年前的曆史陳迹,可是孫立人案呢,卻是活生生的現代版,并且還有增訂版。

    蔣氏父子的心術,實在超過宋高宗之上多多。

    因為宋高宗晚年,在讓位給兒子宋孝宗後一個月,就由兒子承旨下诏,把嶽飛“追複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予錄用”,表示對嶽飛的抱歉。

    可是蔣氏父子呢?在他們有生之年,不但使孫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們死後,未亡人們也照本宣科,不肯平反。

     蔣介石敗退到台灣,似應痛定思痛,不再CC、不再黃埔了,國民黨也要改造了。

    一時之間,文有吳國桢,武有孫立人,結果仍然是權宜之計。

    曾幾何時,這一對文武,放逐的放逐、囚禁的囚禁,而蔣政權更加“私”了,私到兒子身上去了。

    吳國桢說老蔣“愛權甚于愛國,愛子甚于愛民”,可稱一針見血之見。

    其實知蔣甚稔的司徒雷登,在回憶錄裡亦曾指出,對蔣而言,要區分他個人以及他本國的利益,并不容易(Staurt,FiftyYearsinChina,P.276),也就是說公私根本不分。

    蔣介石自稱革命一生,到頭來在小島上建立小朝廷,傳子接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頭禅:“這教人從何說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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