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老美又來幫忙了

ｓｋｍａｙｗｉｓｈｔｏ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ｏｎｕ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ｕｑｏｎＳｕｎ）（見Ｃｕｍｉｎｇｓ.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Ｗａｒ.Ｐ．５３７），以卸華府的責任。

    然而仍有一些學者繼續馳騁想象，以事出有因，遽下論斷，甚至說，孫立人已着手兵變，蔣介石調劉安琪自海南島回師制止。

    當蔣責問孫，孫謂乃中共挑撥，蔣接受之，而孫遂放棄其計劃雲雲（ＭｃＧｌｏｔｈｌ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ｎｅｓ，Ｐ．１０５），何異信口開河？《新新聞》周刊雖也注意到康明思的懷疑，卻仍然肯定确有此一秘箋，順流而下還要妄改臘斯克收到秘箋的時間為六月下旬而非六月初（見該刊，頁二十九、三十），還要侈言“以本刊抽絲剝繭、爬梳核實，終于發掘到曆史真相，撥開長達四十年的政治迷霧”。

    （同上，頁十八）剝了什麼繭？爬了什麼梳？檔案雖然解密，竟不會解讀，孫立人何辜。

     其實，蔣介石未撤退到台灣之前，美國早已想放棄他，認為再多給美援亦無濟于事，所以一再要求他讓賢，或完全授權給有能力的人。

    美國人當面向蔣一再提及這些，并不是什麼秘密。

    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固然由于徐蚌失利，美國的壓力也是主要原因。

    美國人看上孫立人亦非秘密，事實上無論就軍事素養、能力以及戰功而言，國民黨将領中實無出其右者，并非僅僅是曾經留美之故。

    真正的曆史真相是，孫立人雖然滿腹牢騷，瞧不起黃埔，不把蔣經國放在眼裡，但因一念之差仍然效忠蔣介石。

    孫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Ｏ年間有足夠的時間與條件聯美倒蔣，更何況李宗仁也想除蔣。

    蔣當時雖幕後操縱，畢竟是下了野，失去了名分，既有美國的全力支持，裡應外合，于蔣亡命之際倒之，實易如反掌。

    蕭公權教授曾說過，他于一九四九年秋天離台赴美前，因與孫立人乃清華舊友，過從甚密，孫于周末照例派吉普車來接，無話不談。

    談到牢騷處，蕭戲說若有決心，願草檄文，而孫終無決心，更無意倒蔣，故蕭氏謂“孫将軍有勇無謀”，無謀者，沒有政治野心之謂也，亦可為孫未嘗對美方有所謂正面回應的旁證。

     孫立人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Ｏ年代可倒蔣而不願倒蔣，蔣于一九五五年孫無以倒蔣時，竟以莫須有之罪名指孫欲以兵變倒蔣，實欲借故除孫耳，可謂狠者勝、善者冤也。

     從曆史定位看，孫立人案的種種冤情，确如嶽飛案。

    嶽飛案的成立關鍵是憑“衆證結案，而武穆竟無服辭雲”。

    這就是說，全憑别人的旁證咬嶽飛，并沒有嶽飛自己承認的證據，孫立人也是“無服辭”，真是古今同調；嶽飛案的罪名是“措置别做擘劃”，孫立人案中的罪名是“明告叛亂計劃”，也是古今同調；嶽飛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輿”，孫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罵元首”，也是古今同調。

    嶽飛案中的元兇趙構殺嶽飛以免直搗黃龍，迎回兩宮；孫案的元兇蔣介石囚禁孫立人以免妨礙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調。

    最妙的，嶽飛本人并沒“依軍法施行”，而是以“诏獄”“特賜死”；孫立人本人也沒“依軍法施行”，而是“另案辦理”，以手令特賜在家軟禁，也是古今同調。

    嶽飛手下的張憲、嶽雲等都“依軍法施行”；孫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雲錦等也都受軍法審判，也是古今同調。

    所不同的是，嶽飛案中有罪犯“送二千裡外州軍編管”；台灣太小了，隻好送幾百裡外綠島編管了。

    汪榮祖有詩為證： 暮年不複舊英姿， 一死餘哀感此時。

     本意沙場争愛國， 豈知衙内每徇私。

     傷黃泣李枉囚雪（黃氏姊妹與李鴻）， 摧骨胸午夜悲（聞孫将軍被囚禁後，中夜醒來搥胸悲鳴）。

     難望趙秦平冤曲， 如聞怒發沖冠詞。

     二 秉钺專征追馬班， 江南浴血氣如山。

     傷痕累累終無悔， 禁網深深久困閑。

     百戰功高罕有失， 揚威域外竟成患。

     天人共鑒還清白， 又燭東窗構桧奸。

     我們不難發現，真正制造冤案的，不是别人，而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原因是孫立人反對政工制度，與太子為難。

    世人罵秦桧而不罵宋高宗趙構，是錯誤的。

    ——沒有宋高宗的“旨意”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嶽飛嗎？真正制造風波亭冤獄的，乃是“領袖”父子自己。

    可悲的是，嶽飛案是多少年前的曆史陳迹，可是孫立人案呢，卻是活生生的現代版，并且還有增訂版。

    蔣氏父子的心術，實在超過宋高宗之上多多。

    因為宋高宗晚年，在讓位給兒子宋孝宗後一個月，就由兒子承旨下诏，把嶽飛“追複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予錄用”，表示對嶽飛的抱歉。

    可是蔣氏父子呢？在他們有生之年，不但使孫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們死後，未亡人們也照本宣科，不肯平反。

     蔣介石敗退到台灣，似應痛定思痛，不再ＣＣ、不再黃埔了，國民黨也要改造了。

    一時之間，文有吳國桢，武有孫立人，結果仍然是權宜之計。

    曾幾何時，這一對文武，放逐的放逐、囚禁的囚禁，而蔣政權更加“私”了，私到兒子身上去了。

    吳國桢說老蔣“愛權甚于愛國，愛子甚于愛民”，可稱一針見血之見。

    其實知蔣甚稔的司徒雷登，在回憶錄裡亦曾指出，對蔣而言，要區分他個人以及他本國的利益，并不容易（Ｓｔａｕｒｔ，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２７６），也就是說公私根本不分。

    蔣介石自稱革命一生，到頭來在小島上建立小朝廷，傳子接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頭禅：“這教人從何說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