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擋不住的經濟起飛

淺薄，又要以孫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于閉門造車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即使不是共産主義，至少是一種社會主義，絕對不會是使台灣經濟起飛的資本主義，以至于往往扌幹格叢生，矛盾百出，必要時連蔣介石也隻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義。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說：“實行三民主義優先任務，為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之中心工作，為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對此課題之意義，據我對總理平時訓示所了解的，所謂平均地權之意義，第一，在交通發達之處及都市之土地，凡漲價者，借征收增值稅之方法，以達到‘漲價歸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貧富之不均，故增值稅，亦可謂為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

    其次，則為現代都市政府如對其土地照價收買、區段征收、土地重劃、超額土地之收購以及都市整建（如違章建築）等之通例，亦皆為‘漲價歸公’之手段，政府可以發行都市土地債券，以籌集基金而實施之。

    此種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實施，則不僅為平均地權，而實亦為消除貧富不均，并且為建設都市之張本。

    第三，在交通未發達以及土地未開發之處——即鄉村土地，如農田山地，其地價變動性較少，則可征收田賦或實物，而免征地價稅，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實行。

    ”如果我們細心一點，就會發現這一“機密”訓詞的立論，不但與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有極大的出入，并且和蔣介石以前論列“平均地權”的文字有極大的出入。

    試看在這一“機密”訓詞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介石在峨嵋軍訓團講《國父遺教概要》，就指出：“因社會之發達進步，地價必有增無已，如果土地之增價，歸之私人，則社會公共之努力無所獲益，而地主反不勞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

    所以總理說：‘地價之不可不先定，爾後從事于公共經營也。

    ……定地價之法……予以為當由地主自定之為便。

    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為地方自治之經費。

    ……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

    ……而将來所增之價，悉歸于地方團體之公有。

    如此則社會發達，地價愈增，則公家愈富。

    ……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制，可以免卻，而社會革命、罷工風潮，悉能消弭于無形。

    此定地價一事，實吾國民生根本之大計，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