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擋不住的經濟起飛

論地方自治或中央經營，皆不可不以此為着手之急務也。

    ’這種辦法，就是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的實行。

    平均地權，是總理最大的創造，也是我們政治、經濟上最重要的學問，同時又是解決民生問題最重要的一個辦法。

    ” 照孫中山的“創造”，四十年前台北東區的地價，地主申報，每坪也超不過一百元，如果“悉照此價，不得增減”，今日政府“收買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則無異打劫土地、作弄地主，當然是行不通的。

    蔣介石終于知道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行不通的。

    因此他在“機密”訓詞裡，硬以“增值稅”代替全部“增值”，而說“增值稅亦可謂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

    殊不知孫中山的胃口，絕不止于“增值稅”，而是“所增之價”的全部。

    蔣介石不得不違反總理遺教，是很顯然的。

    顯然固然顯然，仍不肯公然違反，易轍而行，以至于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漫天喊價，蔣介石把三民主義就地還價，形成一種“知易行難”的困境，為經濟發展制造了意識形态的障礙。

     “漲價歸公”之外，作為民生主義王牌的“節制資本”，亦因為事涉空想，沒有可行性。

    蔣介石以下的國民黨人也不肯明目張膽指它是空想，仍隻好暗中予以曲解。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指示說：“至于節制資本方面，亦并不能專在限制私人資本的發達方面着想，我以為節制之節，實為調節之節；節制之制，乃為管制之制。

    此即以政府對私人資本調節與管制之方法，來發展其國内公私經營之資本。

    此實為總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社會均富，無複貧富懸殊之理想。

    這樣的實行民生主義，亦即使社會平等之社會主義，而絕非如共産黨假借社會主義，而實施其大私有的壟斷集産之共産主義。

    ”于是，蔣介石又進一步說：“至于總理所說：‘國家經營之企業，凡有獨占性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礦産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又說：‘要發達大實業，照我們中國資本、學問和經驗，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資本。

    我們要拿外國資本，來造成我們民生社會主義。

    ’由這段話來看，就可知道總理所說的節制資本，其目的乃在發達國家資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資本，而不許人民參加國家經營之企業。

    我以為總理之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