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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擋不住的經濟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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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地方自治或中央經營,皆不可不以此為着手之急務也。

    ’這種辦法,就是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的實行。

    平均地權,是總理最大的創造,也是我們政治、經濟上最重要的學問,同時又是解決民生問題最重要的一個辦法。

    ” 照孫中山的“創造”,四十年前台北東區的地價,地主申報,每坪也超不過一百元,如果“悉照此價,不得增減”,今日政府“收買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則無異打劫土地、作弄地主,當然是行不通的。

    蔣介石終于知道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行不通的。

    因此他在“機密”訓詞裡,硬以“增值稅”代替全部“增值”,而說“增值稅亦可謂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

    殊不知孫中山的胃口,絕不止于“增值稅”,而是“所增之價”的全部。

    蔣介石不得不違反總理遺教,是很顯然的。

    顯然固然顯然,仍不肯公然違反,易轍而行,以至于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漫天喊價,蔣介石把三民主義就地還價,形成一種“知易行難”的困境,為經濟發展制造了意識形态的障礙。

     “漲價歸公”之外,作為民生主義王牌的“節制資本”,亦因為事涉空想,沒有可行性。

    蔣介石以下的國民黨人也不肯明目張膽指它是空想,仍隻好暗中予以曲解。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指示說:“至于節制資本方面,亦并不能專在限制私人資本的發達方面着想,我以為節制之節,實為調節之節;節制之制,乃為管制之制。

    此即以政府對私人資本調節與管制之方法,來發展其國内公私經營之資本。

    此實為總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社會均富,無複貧富懸殊之理想。

    這樣的實行民生主義,亦即使社會平等之社會主義,而絕非如共産黨假借社會主義,而實施其大私有的壟斷集産之共産主義。

    ”于是,蔣介石又進一步說:“至于總理所說:‘國家經營之企業,凡有獨占性及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鐵道、航路、礦産等,當由國家經營管理之。

    ’又說:‘要發達大實業,照我們中國資本、學問和經驗,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資本。

    我們要拿外國資本,來造成我們民生社會主義。

    ’由這段話來看,就可知道總理所說的節制資本,其目的乃在發達國家資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資本,而不許人民參加國家經營之企業。

    我以為總理之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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