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論定蔣經國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島上相承大位，中間插上一個嚴家淦，乃是刻意的安排，作為緩沖而已。

    嚴氏蘇南人，顯然是中國曆史上出身吳濃軟語之鄉，官做得最高之一人，但是他是為别人作嫁衣裳。

    最有趣的是，他個人的造形正是像上海話所說的“裁縫師傅”。

    蔣介石閱人多矣，自然看中了這個既無政治野心更無政治實力的技術小官僚，提拔為自己的“副總統”。

    蔣介石于第五任的任期未滿死了，嚴“副總統”繼位。

    誠惶誠恐的嚴“總統”，在蔣院長兼黨主席的“指示”下，好不容易挨到一九七八年下屆“總統”選舉，立即讓賢，亟稱蔣經國的盛德。

    這使我們想起漢獻帝的禅讓，《三國志》說：“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禦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爾绶禅位。

    ”（見中華标點本第一冊，頁六十二）我們若把“漢帝”代換為“嚴總統”，易“魏”為“蔣”，一樣适用。

    等而下之的則是，漢獻帝尚在兩漢帝王之列，嚴家淦隻是續完蔣介石的第五任，第六任便是蔣經國，連名義上的一任都沒有。

     江南在《蔣經國傳》裡已曾指出，經國為改變形象，做了一些引進“青年才俊”“惠而不費”的措施之後，“馬上聲名大振，觀感一新”。

    （見頁二三四）早在一九七三年，海外學人謝文孫就經由台北《大學雜志》上，遙望台北，稱蔣經國為“偉大的政治家”、“為台灣政治領導帶來了一個嶄新明亮的新象征”。

    （見該志七月号《從海外遙望：蔣經國在台灣象征什麼？》）蔣經國繼“總統”之後，國際形勢日益惡劣，島内反對勢力洶洶，老兵“想家”，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做了一些改革，放松了一些控制，而這一些都是拖驢上山式的。

    就這樣，他于一九八八年年初死于第七屆“總統”任上時，海内外竟有不少歌功頌德之聲，甚至有人恭維他是“中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偉大政治家”。

     其實，蔣經國從一九三九年任贛南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起，到一九四九年逃往台灣以至于死為止，實際所統治的中國，在贛南，不過二萬三千平方公裡；在台灣，不過三萬六千平方公裡，隻占全中國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見對中國的全面性統治，相差極遠。

    他做青年軍政治部主任、東北外交特派員、上海地區經濟管制督導員辦事處副主任，除了促成賣國的《中蘇友好條約》禍害整個中國外，其他影響，不過一時一地而已，并且成績都是負面的，談不到什麼事功。

    從整個中國的觀點對他歌功頌德，比例自然不當。

    唐德剛把他上比毛澤東、鄧小平等整個中國的統治者，可謂比拟不倫；許倬雲說“經國先生的貢獻，在中國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蔣經國在中國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賽過石敬瑭，蔣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讓給蘇聯，其禍害整個中國，比五代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遺害二三百年，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整個中國的比例與曆史來看，蔣經國固乏善可陳，試問他在台灣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客觀的曆史學家看來，蔣經國在台灣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績，實在也大有問題。

     歌功頌德者的主題有兩個，一個是說蔣經國制造了“經濟奇迹”，一個是說制造了“政治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