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晨靜谧的國土” 暴風雨到來的前夕

他們有可能成為優秀的士兵。

    他們是非常儉樸的農民，他們也是狂熱的愛國者。

    他們對日本人懷有上百年的深仇大恨；對殘暴的日本警察至今耿耿于懷。

    朝鮮人象愛爾蘭人一樣喜歡我行我素，喜歡絕對個人自由，因而也就象愛爾蘭人一貫表現的那樣不大可能屈服于強加給他們的政治統一。

     朝鮮人沒有受過自治訓練，使用現代化機械設備的訓練也很差，所以，為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現代化國家，他們遇到了重重的困難。

    他們不熟悉我們的各種習慣，我們亦無力打破堅實的語言障礙。

    加之在與他們國家交往的過程中，我們又辦了那麼多輕率疏忽的事情，因此，相互間進行合作極極其困難的，尤其當極大的危險迫在眉睫，來不及制定計劃或拟定草約時，這種合作便更趨困難。

     美國知道朝鮮（從前，我們的地理書上寫作“高麗”）的存在是相當近期的事情，外交上與之發生聯系的時間則更短，一八三三年，熱衷于打開日本門戶進行貿易的美國人，對同朝鮮進行貿易曾表示過一定的興趣。

    可是，即使在海軍準将馬修·佩裡“打開了”日本的“大門”之後，朝鮮依然沒有受到重視。

    一八六六年，法國和美國的傳教士在朝鮮被處以死刑，被觸怒的法、美兩國政府曾一度準備聯合進行一次懲罰性的遠征，幸而後來放棄了此項計劃。

    但是，此後為能與朝鮮談判而進行的種種努力也都以失敗告終。

    結果，美國海軍艦艇同朝鮮海岸炮乓發生了炮戰并捉到了幾個朝鮮俘虜。

    然而，為進行談判，我們仍堅持做出種種努力。

    一開始由日本居中調解，以後則改由中國擔當調解人。

     一八八二年，我們與朝鮮的第一個條約終于在天津簽訂，從而使美國與朝鮮王國之間建立了商務關系。

    該條約尤其引人注目的一個特點是含有這樣一項條款：保證“兩國之任何一國受到他國不公正對待時，要相互支援”。

    究竟何為“不公正對待”，在爾後的整整七十年中，美國對這一詞義的理解似乎相當地狹窄。

     在後來的兒乎所有有關朝鮮問題的條約、文件、決定和宣言中“獨立”一詞一再反複出現。

    可是，自從在天津簽訂條約之後，獨立一直不過是個神話而己。

    對我們來說，獨立隻意味着我們強制朝鮮遵守其貿易協定，而當其他國家為占領和剝削這個”清晨靜谧的國土”而相互争鬥時，我們則不進行幹預。

     在天津簽訂條約時，我們曾明确承認中國對朝鮮所擁有的主權。

    後來，當日本和中國都力圖控制朝鮮時，我們有意識地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

    當我駐朝使節對中國努力加強對朝鮮控制的做法表示不滿、遭到中國駐紮官的反對時，我們甚至召回了自己的使節。

    一八九四年，當中日雙方在朝鮮問題上的對抗終于釀成戰争時，我們又一次盡力避免站在任何一邊；而将所做的一切僅僅局限于表達一種殷切的希望，希望日本不要對一個毫無防禦能力的近鄰國家發動一場非正義的戰争。

    所以，我們外交上“勾銷”朝鮮的政策，早在迪安·艾奇遜還不會拼寫自已的姓名時就已奠定了基矗中日沖突期間，我們拒絕了英國要我們與德國、俄國和法國間它一起采取聯合行動、進行幹預的建議。

    後來，日本全面控制朝鮮之後，我們在承認日本權利的同時再一次承認了朝鮮的“獨立”。

    在後來的年月裡，當俄國與日本之間為了朝鮮半島而開始争奪時，我國國務院責成我駐漢城公使，要他告誡當地的全體美國人不得發表任何反日言論。

     在此後二十年中，朝鮮曾兩次請求我們實踐原定的保護其不受侵犯的誓約。

    但是，這兩次我們都明确而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對方的請求。

    日俄戰争的頭一個月，當日本把朝鮮變成一個保護國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以這樣的話“勾銷”了朝鮮：“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為着朝鮮的利益而進行幹預，去反對日本人。

    他們（朝鮮人）依靠自己的防禦力量根本無法給對方以任何打擊。

    ”這就是我們在朝鮮淪為保護國的五年和六年前對朝鮮的請求所作的答複。

    朝鮮的請求是要我們負責在大國間達成一項确保朝鮮完整統一的協定。

    通過一九○五年的塔夫脫一桂太郎協定，我們正式确定了對朝鮮的不介入政策。

    在協定中，我們同意日本将朝鮮置于其保護之下。

    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對我們在遠東剛剛占領的菲律賓應放棄一切侵略意圖。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當世界各附屬國人民因威爾遜的自決權宣言而感到激動時，在朝鮮出現了一股強烈的民族主義浪潮。

    人們秘密地聚集在朝鮮式的地窖裡，用手工刻制的木版印刷獨立宣言。

    女學生們在飄垂的袖筒中藏着秘密宣言走村串巷，她們從未引起過目光犀利的日本警察懷疑，或者被無數日本奸細所發覺。

    這些日本奸細平時混雜在朝鮮人之中，時刻提防着這種組織公開起義的活動。

     在南方和北方的數百個鄉村中，朝鮮愛國者秘密集會，研究解放之日的行動計劃。

    總共有數萬名男女參加集會，可是，他們的計劃從未走漏過風聲傳到日本人那裡去。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包括李承晚在内的三十三名朝鮮領袖人物聚集在漢城的明月飯店，舉行最後一次聚餐會。

    他們宣讀了獨立宣言，揮筆簽下了自已的名字，爾後把警察叫了進來。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數百萬人聚集在街頭巷尾聆聽朝鮮領袖人物宣讀獨立宣言。

    然後，他們舉着被禁止的朝鮮國旗，興高采烈地穿過各個村莊舉行示威遊行。

    遊行群衆赤手空拳，毫無使用暴力的企圖。

    但是，在後來的短短幾周内，有數千人被日本人處死。

    在此期間，我國國務院曾鄭重其事地告誡我國駐漢城領事，要他“極其謹慎，不得助長任何這樣的看法，即認為美國會幫助朝鮮民族主義者實行他們的行動計劃”，也不得給日本造成一種美國政府同情朝鮮民族主義運動的印象。

     所以，杜魯門總統的下述做法與我國對朝鮮問題的傳統态度是完全一緻的。

    随着朝鮮被劃分為蘇聯和美國的勢力範圍，哈裡·杜魯門總統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強烈要求下，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批準了這樣一項政策聲明；“美國對朝鮮的事務不應陷得太深，以至于任何派别或國家在朝鮮的一舉一動都成了美國開戰的理由”。

     美國盡管在開羅和波茨坦曾公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