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問題與答案 麥克阿瑟問題大論戰的實質 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影響

要充分的機會，讓他們在我國的最高會議上就文職領導人所考慮的方針政策問題大膽地直抒己見。

    不過，政策一旦确定，一個格守誓言、忠于職守的軍人要麼應堅決貫徹這種政策，要麼就退出軍隊。

     麥克阿瑟将軍則采納了一種與此截然相反的信條。

    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對馬薩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機構)的一次講演中，他試圖說明，一個軍人對自己統帥表示忠誠和服從與對“國家和憲法”表示忠誠這之間是有區别的。

     “我發覺，”他說，“存在着一種新的、迄今尚不為人所了解的危險看法。

    這種看法認為，武裝部隊的成員主要應該忠于暫時掌握行政大權的人，而不是他們誓死要保衛的國家及其憲法。

    再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主張了。

    再沒有什麼主張更能使人們對武裝部隊的忠誠表示懷疑了。

    ” 我們不妨将這段講話與他在被任命為聯合國軍司令時向杖魯門總統所作的保證作一比較。

    當時，亦即一九五Ｏ年七月十一日，他給總統發了如下電文：“我已收到您任命我為聯合國軍司令的通知——我謹再次向您保證：我本人對您絕對忠誠(着重号為作者所加)，對您為争取世界和平與親善所進行的卓越鬥争我将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希望自己不會辜負您的信任和期望。

    ” 使我驚訝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正是将軍本人采取了一種“迄今尚不為人所了解的看法，”一種不僅與文官政府的而且與武裝部隊的最基本的傳統格格不入的看法。

    陸軍軍官們立誓要捍衛的國家憲法沒有任何關于忠于某個人的内容，倒是在一開始就明确表達了我國人民支持文職政府擁有統帥權的決心。

    憲法規定，總統為武裝部隊總司令，總統應在考慮參議院的建議并征得參議院的同意之後任命各軍種的所有軍官。

    每個軍官在接受任命時都規定要服從總統或其繼任者的命令，而決不要求對總統個人表示效忠。

    憲法絲毫也沒有暗示過，除“那些暫時掌握行政大極的人”之外，還允許有什麼部門或個人行使授予總統的權力和職責。

    可是，麥克阿瑟将軍及其追随者們似乎就是這麼幹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統帥權的傳統長期以來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們的政治生活之中，以至于連最狡猾的詭辯家對此也無可挑剔。

    由憲法賦予美國總統的這種巨大無比的權力伴随着中種相應的責任。

    在今天這個時代，由于我們手中掌握着一種能在一瞬間使數億人消亡、數億人無家可歸和貧困落魄的武器，因而這種責任十分令人敬畏。

    可是，責任不同于權力，它不能委托給其他的個人，不論此人是穿軍裝的還是不穿軍裝的。

    有關我們武裝力量的許多決定，如它的編成、維持、部署、任務等等，其中任何一個決定都可能給人類的未來帶來重大影響。

    允許任何人面卻不允許我們當選的最高領導人制定這類決策，這種理論還真是一種聞所未聞的嶄新理論。

    它帶有極大的無法預料的危險。

     不管某些公衆對麥克阿瑟的行為是如何地遷就，我們軍官團要求每個成員遵循的原則，卻是不允許象将軍在波士頓州議會會堂中發言時那樣将忠誠置于一個錯誤的位置上。

    在軍隊，職責這個概念現在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面服從合法當局的領導則是履行職責的起碼要求。

    征何一個軍人，不論是小兵還是五星上将，都無權擅自判斷一項命令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

    誠然他對上級的忠誠需要由上級對他表示忠誠才能換得，但他對上級的權威則是要絕對服從的。

     此外，我決不同意有位作者的無稽之談，說麥克阿瑟曾面臨“一個軍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問題：他怎能做到既忠于自己對憲法立下的誓言并為美國的最大利益服務，又忠于當權的政府——他無法做到在同時服務于憲法和政府的情況下對兩者都承擔義務。

    ”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之争和朝鮮戰争》第234頁，約瀚。

    斯帕尼爾著，哈佛大學貝爾克納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

    ——作者）從麥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幹脆的講演中或許可以看出他最終還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

    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爾韋納斯·塞耶獎時向西點軍校全體學員發表的這次講話。

    他說：“讓公衆去評論我國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績吧……這些國家大事不是你們應當參與的。

    ”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發誓，“隻要我認為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經常地大聲疾呼”。

    正是這個聲音加入到了有關“我們的經濟戰線”、我們的生活水準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國家通貨的價值和私人所得日益減少”等等諸如此類問題的公開辯論之中。

    可以肯定，在他奉勸自己的年輕聽衆敬而遠之、切勿涉足的“國内外容易引起争議的問題”中，諸如此類的問題是其中的核心問題。

     那麼，他在指出軍官不應涉政時是不是把自己作為一種例外情況看待了呢？是不是由于這些年來有了冷靜地進行反省的機會而使他的思想發生變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确實象詹姆斯·賴斯頓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樣，是“一個天生的唯我獨尊、對自己的判斷過于自信的人”呢？ 與久負盛名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們今天這些不出名的小人物以及明天的無數其他無名之輩，必須繼續根據曆史的事實耐心地探求偉大人物的是非功過。

     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望人類的命運得到改變，才能指望避免或減輕人類的災難。

    麥克阿瑟的事例有許許多多值得研究的東西。

    但是，我們必須肯定，從這件事應該汲取的一個重要教訓，是軍政當局之間應建立這種新的正常關系。

     如果在麥克阿瑟一再拒不執行指示之後，在将軍對批準通過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