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亂世抓槍杆，有槍便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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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李總統回到他幼年受敦的淡水國小，講小學生所應學習的曆史教育，應該是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一套。

    這就是個大布袋。

    李總統原是位農業經濟專家，談小學生的曆史教育，本已撈過了界。

    ——記得《史記?陳丞相世家》裡，有個小故事：一次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國内一年“決獄”（審判囚犯）多少？陳平說不知道，應該去問“廷尉”（司法行政部長）。

    皇帝又間，全國錢糧多少？陳平還是不知道，說應該去問“治粟内史”（農本局長）。

    皇帝有點不高興了，說，那麼你做丞相幹嘛？陳平說，為官各有職守。

    我做丞相呀！幹的丞相之事：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搞務實外交，平兩岸關系，制定防空飛彈系統，清除黑金……大事多着呢！哼！一番話說得萬歲爺直是點頭。

     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

    當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況一個國家的元首、皇帝和總統。

    更何況李總統幼年所學的“中國史”，都是當年日本軍團主義的宣傳品——說古代中國本是個騙來騙去下等民族的集合體。

    近代中國連“WhatisChina？”都沒個定義（見《重光葵回憶錄》），日本侵華是為着宣揚王道，日本占領台灣是出台灣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殺根本沒這回事，日本并吞朝鮮是韓人向化，慰安婦是出諸韓婦、台婦之自願，日軍侵略東南亞是皇軍趕走白種帝國主義，解放被壓迫民族，日本向盟軍投降叫做“終戰”……，這種不知不覺，潛藏于下意識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可能就是構成李總統包袱的最大成分。

    ——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後，李總統曾是大陸青年的一盞明燈。

    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實在是很可惜的。

    若把這一轉變，完全歸罪于中共玩弄中國的民族主義，那也是個錯誤的觀察。

    ——江澤民、喬石那一夥，也是一群想為國家做點事的務實派（與老毛和林四的胡來是完全不同的），把他們全看成瘋子、壞人或三頭六臂的蘇秦、張儀、季辛吉，都是不正确的——他們哪有那飛天本領，要社會主義就有社會主義，要民族主義就有民族主義呢？！ 3.7 不容“颠覆政府” 拙文原是談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這些時下英雄好漢呢？無他。

    筆者覺得洪憲之可哀者，是袁世凱處身在那一“轉型”階段，他是既無改制的“機會”，更無改制的“智慧”，所以敗得百身莫贖。

    而今日這批領袖們，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機會，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積的）。

    若再慘敗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國家民族之不幸。

    我們搞比較史學、比較傳記的人，以古證今，骨鲠在喉，順便提一下罷了。

     現在再回頭談談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練兵大臣，槍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為大清帝國練出一支德式新軍。

    不在話下，袁世凱是精明強幹，對洋員華員，皆駕馭有方，知人善任。

    文員則扳請總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參謀營務處總辦”，庶務軍需一把抓。

    武員則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國留學生，配合洋員，以德國模式嚴格訓練。

    袁本人亦着軍服、紮皮帶、穿馬靴、挂佩刀；日則觀操、夜則巡營。

    軍令如山，紀律嚴明。

    小站中嚴禁吸毒。

    某夜袁巡營見一軍人偷吸鴉片。

    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營肅然。

     袁軍中無日本留學生。

    其原因蓋有二端。

    日本軍制原襲自德國。

    袁軍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國教習，購用克虜伯軍火。

    軍中幹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國留學生。

    既然直接取經德國，又何需作日本的再傅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學生原為革命黨之淵薮，為防制革命黨人滲透北洋新軍，幹脆不用留日學生，則革命黨不就不禁自禁了。

    ——從鬧革命的立場看來，袁世凱實為民國史上的第一個“曆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也。

    不幸所有的革命黨都有其“不斷革命論”的主張。

    既然“不斷革命”，就必然有“不斷反革命”。

    ——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百餘年來，革命與反革命大家輪流做，這叫我們笨拙的曆史執筆者，如何下筆呢？所幸中國近代政治轉型史，已近尾聲。

    台灣已無“反革命法”。

    大陸在現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辭為“颠覆政府”。

    如此，則當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黨滲透新軍，也是一種反對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後數十年國共兩軍中類似的措施，嚴格多矣！搞比較史學者，怎能獨怪老袁哉？！ 3.8 打入政治核心 總之，袁世凱當年在小站所練的“新建陸軍”，是近代中國第一支現代化部隊，全國矚目。

    但是建立這支武裝，袁某也是嘔心瀝血的。

    君不見蔣方震（百裡）後來主辦保定軍官學校，在無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場檢閱台上，當衆舉槍自殺。

    又不見蔣公介石（中正）受命主辦黃埔軍校，還下是一再辭職，一再不辭而去。

    其憤激之烈而未舉槍自殺者幾希。

     袁公練兵小站之艱難，不在二蔣之下也。

    他本是李鴻章的親信，甲午兵敗李氏搞掉黃馬褂和花翎之後，世凱便成為孤軍孤兒了。

    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處境，晚年還餘歎猶存地告我說：“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九章第一節） 俗語說；“不招人忌是庸才。

    ”袁世凱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雲，讒言四起。

    那時他的頂頭上司，便是個野心勃勃的滿族軍閥和大官僚榮祿（一八三六～一九零三）。

    榮有專殺之權，在讒言四逼的情況下，榮便有心找個借口，殺袁而并其軍。

    誰知一次榮氏親至小站檢閱，預備就采取行動時，卻被袁軍的整齊軍容和鮮明的器械所感動——榮是個舊軍人，未見過這種現代化的新式部隊也。

    他競認為袁是個練兵的奇才，不但不願加害，且欲引為心腹肱股。

    ——兩情相悅，就這樣袁老四這孤兒就找到另一個幹爹，而大紅大紫起來，成為榮祿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榮祿是李鴻章失勢後，得西後專寵的大清帝國宰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後又入閣作軍機），手握重兵，權傾一時。

    筆者在論拳亂前文中，就提過他的兵權。

    那時清廷防衛京師門戶的防軍，有兩大系統，約十餘萬人。

     第一是“京畿戍衛系統”（禁衛軍），由西後近支親貴掌握。

     第二是“北洋國防軍系統”，由榮祿掌握。

    這些原是甲午戰争中，各地勤王之師的殘餘。

    榮祿把他們集中起來，改編成“武衛軍”，共有“前、後、左、右、中”五軍。

    榮氏自将精銳的“武衛中軍”；而把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改名為“武衛右軍”，納入他的指揮系統。

    ——這一系統的“武衡”五軍，分駐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軍”為最強，嗣擴充至萬人以上，聲威遠播，朝野側目。

    亂世抓槍杆，有槍便有權。

    就這樣袁世凱就從一個練兵褊将，擠入大清帝國的政治心髒。

    此後不論是“戊戌變法”、“八國聯軍”、“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建立民國”……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脫稿于北美洲 原載于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八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