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論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

5.1 導論：從“聯俄容共”到“聯美容國” 根據長期研讀中國近代史的心得和長期居住于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體驗，筆者于一九六零年曾發表一篇論文，曰①，在拙文中，我認為近代中國從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傳統社會，逐步走向以工業經濟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發展程序是一個“階段”接着一個“階段”，循序作波浪式前進的。

    中國要現代化，就要通過許多次險惡的波濤，然後才能風平浪靜，漸次走向富強康樂的太平盛世。

     但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發展，在通過這些不同的“階段”時，各個階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題。

    這些主題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們坐在皮椅上幻想出來的，它們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演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幻逐漸鑄造出來的。

    換言之，它們是客觀機運參以主觀智慧逐漸融會貫通的，不是根據工程師的藍圖，一層層造起來的。

     再者，這些不同階段的主題，且往往是前後對立的，峰回路轉相互矛盾的。

    因此一個政黨或一個政治家，在推動一種現代化運動之時（不管這一運動是激進的“革命”或緩進的“變法”），他們都要抓住各該階段所特有的主題，從而推動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

    抓不住主題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時代所遺棄，甚至流入“反動”，變成“革命對象”。

    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題而亂搞不急之務，躐等前進，那就變成空想或過激。

    空想、過激，對群對己都是有害無益的。

    他的運動也必然受挫。

    但是前一階段的空想，往往也可變成次一階段的主題。

    如此各“階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不能“畢其功于一役”②；它是或緩或急，永遠不斷地向前流動的。

     二十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作者個人如今亦已兩鬓披霜。

    但是把一九六零年以後，國史上所發生的事實，再為昔年拙文作補充注腳，則益信當年管窺所見而提出的“假設”，有其史學上的真實性。

    因此不揣淺薄，再次以一管之見，對孫文先生之思想的發展過程，從宏觀着眼，加以檢讨，來闡明孫氏思想之發展亦有其配合時代前進的“階段性”。

    孫文之幸運和偉大之處，便是他居然能兩度掌握主題，并從而領導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兩個極重要的階段——那個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蘇聯的“聯俄容共”。

     孫中山對“聯俄容共”這一階段、這一主題之掌握，簡直與鄧小平今日的“聯美容國”政策，前後輝映，有異曲同工之妙！讀曆史的人，如把這兩件史實攤開來比較着看，真不禁拍案叫絕。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我們今日能把孫文思想發展的經過和他所掌握的各主題的“階段性”來分析一下，其意義也就不止于單純的曆史研究。

    它對目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也應有其鑒往知來的作用吧！ 5.2 為孫文正名 讀者之中可能有人對拙文文題，首先便要提出異議——為什麼不用“孫中山”之名，而要用個并不太通俗的“孫文”呢？這點，我得首先解釋一下……我們寫曆史的人，對所讨論的足以永垂史冊的曆史人物，應該用他在曆史上活動的本名，不該用那些後來才使用的通俗名字。

    列甯原姓烏裡揚諾夫，但是他在曆史上所發生作用的名字，則是他的化名“列甯”。

    史書上、檔案中但見“列甯”而不見“烏裡揚諾夫”，所以曆史家就該用“列甯”。

    愛新覺羅?溥儀，民國初年的人都叫他“宣統”，或“宣統皇帝”，但是寫曆史的人，則應叫他“溥儀”。

    曾國藩在清朝的谧法是“曾文正公”，寫曆史的人則應叫他本名。

    國民政府給予孫文的谧法為“國父”，寫曆史的人也不應該用谧法稱謂。

    秉筆直書的史家如用谧法稱呼，就隻能寫歌功頌德書，而不能寫史書了③。

     “孫中山”之名為今日世俗所通用。

    但是被稱為“中山先生”的這位先生本人，卻一輩子未嘗自稱為孫中山。

    他的名字大緻有十來個，但是他在曆史上活動的名字則叫“孫文”。

    他自己生前所習用的，以及有關于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孫文”④。

     “中山”一名的真正來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說他一度用過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說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貶抑中國的意味⑤。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本世紀之初，與孫氏作保皇與革命鬥争時，向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作報告，亦偶用“中山”一辭，亦似有不敬之意⑥。

     二次革命之後，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漸普遍。

    首用“中山先生”這一稱呼而含有敬意的，據說是章士钊⑦。

    此事猶待續考。

    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一點便是，孫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圖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稱中山；在他所簽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與他有直接關系的公私文件，亦向無中山之名⑧。

    所以我們今日用中山之名來為他開個紀念會，固無不可，但是史家正式執筆為他紀事或作傳，則該用他的本名“孫文”，不該用“孫中山”了。

     “驅除鞑虜”的口号叫對了 孫文曾把啟蒙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分為三等，曰：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⑨。

    從鴉片戰争到辛亥革命這一段時期，在中國搞“洋務運動”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點先知先覺的成分。

    因為在近百年來中國步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西化”與“現代化”實是那個時代——從鴉片戰争到辛亥革命——的同義字。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輩洋務派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⑩，着重的是堅船利炮。

    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零九）那一輩，則主張“西學為用”。

    他們比魏源進了一步，因為他們要“用”的，已不止于堅船利炮了。

    到康有為主張以西法變中法，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則其西化的程度，已經由“用”而及于“體”了。

    而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當年那一批小華僑們，則主張“驅除鞑虜，建立民國”。

    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點“全盤西化”的意味了。

     整整一個世紀快過去了。

    今日我們讀曆史的這批後知後覺，來翻翻滿清末年的老帳，覺得孫文這一派所抓到的實在是那個時代的主題。

    當時在海外定居、留學的小華僑和留學生如孫日新（中山學名）、楊衢雲等，對這個主題均已洞若觀火，可是國内的知識界則尚見不及此。

     由民族革命從而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實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現象。

    一部現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諸民族國家之間的鬥争史；它也是工業革命初期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亞當?史密斯（一七三二～一七九零）撰寫的《國富論》中所論之“國”，便是當時在英格蘭小島上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建的英國。

    美國革命時期的十三州，事實上也是一個民族國家，其後擴張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國主義，才對其它民族兼容并包的。

     這一民族國家在十九世紀之末季，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統一，并産生了許多民族英雄的傳奇故事，民族主義竟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

    白種帝國主義者尚且如此，則被壓迫民族就下用說了。

     我國的滿清皇朝到十九世紀末年，實在是氣數已盡，無法再繼續下去；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擊中要害，它會無限期地苟延殘喘的。

    天王洪秀全的錯誤，便是他沒有抓住這個主題，而亂搞其不急之務的“天父天兄”，終至身死國滅，為史家所笑。

    他那時如隻搞單純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風披靡了，“中興名臣”雲乎哉！ 所以從實力上說，孫中山比起洪秀全來，相差不知幾千萬裡了，而偌大的清帝國不亡于洪、楊，卻被孫文的幾個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題使然也。

    孫中山把主題摸對了，幾顆炸彈一丢，滿清帝國就土崩瓦解了。

     我國戰國時代軍閥打内戰，有個叫智伯的用河水來灌人家城堡，灌得對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說：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國！其實亡人國并不必灌水。

    隻要主題找對了，叫它幾個動聽的口号就夠了！打内戰，口号比洪水厲害多了呢！ 孫文這個“驅除鞑虜”的口号是叫對了，因為它主題鮮明。

    在這個主題之下，把大清帝國之内一切罪惡，都派給鞑虜去承擔，打擊面縮小，抵抗力也減少。

    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虜驅除，中華恢複，則其它一切枝節問題似乎均可迎刃而解。

    這一響當當的口号，在那時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

    人心之向背，便決定了大清帝國覆滅的命運。

    所以武昌城内一聲炮響，舉國風從，“辛亥革命”就變成個曆史上偉大的裡程碑了。

     5.3 美國模式的困擾 以孫文為精神領袖的“驅除鞑虜”這個模式的“革命”，曆史上是有先例的。

    早在一三六八年，鳳陽人朱元璋就照樣的驅除鞑虜、建立明朝。

    朱元璋的問題不大，他把鞑虜驅除了，按照傳統模式，做個“開國之君”，則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

    可是這同一型态的民族革命，發生在一九一一年，問題便複雜了，因為它發生了鞑虜被驅除之後的國體問題。

    “帝制乎？共和乎？”無論帝制論者是怎樣地能言善辯，二十世紀的世界潮流是不許任何人再來做皇帝了。

     既然時代已不允許再出個皇帝，則“建立民國”就必然成為另一時代的主題。

    問題是建立哪一種模式的民國呢？以孫文為理論骨幹的革命黨人，毫不遲疑地選擇了當時的“美國模式”。

    美國那時因搞資本主義而出了毛病；以亨利?喬治（HenryGeorge，1839～1897）的理論為基礎的一些社會改革家正在鬧一個叫做“國民運動”的社會改革。

     亨利?喬治的思想也影響了孫文，所以孫氏在考慮采取美國模式之後，又加上了一個新的革命口号叫做“平均地權”。

    但是那時追随中山的人，則認為這一口号是不急之需。

    而反對中山的人，則認為它是煽動農民暴動的緻亂之源。

    總之，這一口号不是當時的主題。

    那個領導和推動武昌起義的革命團體共進會，乃幹脆把“平均地權”這一口号改為“平均人權”。

     所以辛亥革命以後的民國，便是一個美國模式的民國。

    那位一輩子崇美的胡适先生對這個“民國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終于崩潰了，胡氏還惋惜不已。

     不幸的是，這個生吞活剝了的“美國模式”在中國施行起來卻完全走了樣。

    何以故呢？則史家論者多矣。

    但是歸根究底一句話，便是中國并不是美國。

    它沒有英美傳統中的必要條件。

    東施效颦，就必然走樣。

    就以國會中，胡适先生十分信服的，從龍之士的八百羅漢來說，他們哪一個是真正民選的呢？八百羅漢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舍身為國的革命志士。

    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議員”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議士在民選政府中的真正涵義，因而就難免個别的變成了貪财好色的官僚，把個國會弄得烏煙瘴氣。

    要以這樣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來制衡并組織“責任内閣”，把袁大總統選下去，這一點不特袁氏當時心有未甘，縱是當時有識之士和後世公正的史家也應為袁氏不平。

     筆者讀史無心為“洪憲皇帝”打翻案官司；隻是覺得袁的對手方也并不那麼可敬可愛罷了。

    話說回來，民國初年那個美國模式的破産，不能單怪袁世凱要做皇帝，雙方都有責任；其所以然者，實是當時中國沒有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

    天真的胡适便因為見不及此，才對當時那批政客存有奢望。

     5.4 袁、孫對寡頭政治之嘗試與構想 胡适是位學者，寫文章看政事，難免天真，故有惋惜。

    誰知文章不與政事同，那時卷在政治漩渦裡的當權派袁世凱和孫文可不是這麼想法。

    他二人都深深體驗出，解決中國問題之道，舍棄槍杆出政權，武力解決，打出個“寡頭政治”的中央集權的政體來，别無他途可循。

    所謂議會政治在當時中國是不可能實行的。

     在這方面有所構想，老實說，孫文較之袁世凱搶先一步。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中山再度逃亡日本。

    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孫氏乃用強制辦法，把那個原為三權相制的國民黨，改組成一個由他個人來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

    這是一個革命政黨在性質上的轉變——事實上也可以說是國民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清黨”（一九二七年的“清黨”實在是第二次）。

    被清除出黨的（或不願加入的）都是一些譽滿中國的同盟會、國民黨時期的革命元勳，如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人。

    自此以後的“國民黨”（一九二零年後改稱“中國國民黨”）就變成了一個由領袖個人獨裁專制的革命政黨了。

    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