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細說辛亥革命

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嗎？哪還搞什麼“革命”（他們那時叫“造反”）呢？所以在這一階段裡，楊衢雲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

    而孫在“上書”被拒後走上排滿革命之途，所受楊衢雲的影響，倒是很明顯的。

     再者，“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和性質也隻是個“銀會”。

    會員每人出“底銀”五元，“股銀”每股十元，購買愈多愈好。

    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事業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

    該會宗旨，除報國之外，“兼為股友生财快捷方式…………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

    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見馮自由著《興中會組織史》及第八條）所以在檀香山的“興中會”裡孫逸仙是在暗中籌款造反，而絕大多數“銀會”會員，則是在買“樂透獎”。

    這個興中銀會的會長也不是孫逸仙而是殷商劉祥。

    但是孫卻是這銀會首會的得利人——他籌到港币一萬三幹元，外加個“興中會”的組織名義。

    有了這些本錢之後，中山便匆匆趕回香港向楊衢雲洽商（事實上是bargain）兩會合并的事務了。

    合并之後，會長一職順理成章自然應該是楊衢雲。

    是年十月，他們竟然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杆”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起義。

    試問中山皮包裡的一萬三幹港币，能買幾枝“洋槍”呢？這些起義的本錢，顯然都是楊衢雲搞起來的。

    中山半途加入罷了。

    可惜楊氏早死——一九零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殺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勳就被埋沒了。

    所以一部“中國近代革命史”，是應該從楊衢雲開始寫的。

     筆者寫這段小辯正，絕無意貶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的曆史地位。

    相反的，我們是更上層樓地尊崇他為我們的民族領袖；民族領袖應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領袖的地位。

    因此我們不願采用“黨史家”為“黨魁”作傳時，視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譜牒方法罷了。

     6.2 得風氣之先的華僑青年 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先生，恕我大膽的說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華僑青年”，甚至如粵人俗語所說的“金山仔”。

    筆者蝸居紐約四十餘年，在“窮人哈佛”的紐約市立大學從兼課到專任，教書經驗亦有三十餘年。

    在我課室内進進出出的華僑小青年，亦下下數百千人。

    我平時總歡喜舉中山先生的故事來勉勵他們。

    行行出狀元，如今雖做不到大總統和國父，但不斷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點“大事”嘛！其實我的學生中，卓然有成者，亦為數頗有可觀。

     相反的，我們如以中山先生比諸今日僑生，他老人家其實也是當年的華僑小青年之一而已。

    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

    華僑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點。

    這些特點也是鑄造後來革命家孫文的社會條件。

     大體說來，他們的特點約有數端： 一、工農家庭出身。

    其父祖伯叔類多貧雇農、苦力工人或小商人。

    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時以上。

    他們除舊有的觀念和道德标準之外，平時沒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

     二、小華僑們受父兄寵愛，甚至溺愛；類多豐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

    佳子弟，頗可上進：惡子弟，則至為堕落。

     三、教育水平，下輩平均都在高中以上，遠超過長輩。

    ！當年老輩華僑多不識字，枞識字也不過稍讀二一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幹家詩）而己，而下輩則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語了。

     四、以說漢語的“弱勢文化”，在海外對抗西語（英語）的“強勢文化”，老輩鄉不谙外語，為自尊自重乃堅拒同化。

    因此一般老輩華僑，較之國内人民，更為保守；而講“雙語”的小輩于自卑之餘，則趨向“全盤西化”。

    所以他們父子之間“代溝”極其嚴重。

    筆者本人便不時為學生父子間之沖突，排難解紛。

    中山先生與他的長兄孫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師的程度，吾知其沖突根源所在也。

    處于我輩今日，“西化”與“現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孫公青少年期，則二者固為同義字也。

     五、這老少兩代的華僑對祖國都有極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義”。

    但是他們兩代對祖國的愛法，卻截然不同——老一輩的總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點氣，也好為我輩天朝棄民，出口鳥氣。

    小一輩的則要驅除鞑虜，創立以美國模式為張本的“共和國”和“合衆政府”，乃至新的社會、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準了。

     老實說，當年在檀香山的“興中會”和在香港的“輔仁文社”，都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所組織的。

    孫中山先生（譜名孫帝象，學名孫文、孫德明，字載之；入耶教時，名孫日新；行醫時他的漢文老師區鳳墀為他作一音之轉改為孫逸仙，後來變成“美國公民”時，在美國護照上的英文名字則是SunYat-sen）當時便是這一類的“華僑青年”之一。

    他或許由于禀賦較高，幼年時确實“異于群兒”；他也确實是讀書用功，做事有恒，終能“脫穎而出”。

    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會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這模式對他有特殊影響的。

     這兒更不妨附帶一說。

    中山那時代的青年華僑，與筆者班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