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細說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發，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

    為這八秩大慶，海峽兩岸乃至日本和美國的中華史學界，都在紛紛集會研讨，并撰文以為紀念。

    在我們執筆之前，首先想自問一下，“辛亥革命”這四個字是誰發明的呢，或是誰首先使用的呢？筆者不學，自覺此答案已不可考；更少是争議很大，姑置不論。

    且說“辛亥”。

    辛亥是我國曆史上傳統的“幹支紀年”裡，六十年一循環之中的一個年頭。

    我國曆史自黃帝以降，已有七十八個“辛亥年”。

    我們這個“辛亥革命”是發生在第七十七個“辛亥年”。

    這個辛亥，在清朝曆史上是宣統三年；在西方耶稣紀元上，則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學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譯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

    因而我們今日來撰文讨論這個“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對的，便是“定義”的問題了。

     6.1 辛亥革命的定義與争議 我們如望文生義。

    則“辛亥革命”隻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武昌起義，到一九二一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間兩個半月的事。

    這個狹義的用法曾為甚多中西專著所采納，然為本笃所不取。

    蓋“革命”究與突發的“政變”不同，它是長期醞釀的結果。

    隻見其果，不明其因，是會引起誤解的。

    至于廣義的用法，似乎就應該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見影的後果了。

    ——換言之，我們研讨“辛亥革命”事實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國革命運動的全部過程。

    但是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運動，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這就有點争議了。

     一般的說法，總認為近代中國最早組織的革命團體，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戰争”爆發以後，孫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興中會”了。

    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起點。

    國民黨官書如是說：大陸上的李新敦授在其《中華民國史》上，亦作如是說。

     這一點實頗有可議，因為在興中會成立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和他的一夥同志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

    該文社成立于一八九零年（清光緒十六年；另一說為一八九二年），比興中會要早四年多。

    它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繼泰、劉燕賓、何星俦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曆、社會背景，和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衆政府”、選舉“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别号）他們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當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好友——這兩個小革命團體，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在這個雙方聯合的新組織裡，他們決定用“興中會”為會名。

    因為“振興中華”這個響當當的名字，較之那酸溜溜的“輔仁文社”四個字，要冠冕堂皇多了。

    ——後來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組織了一個“興中會”。

    這個遠在華北的興中會，與孫、楊的興中會毫無關系。

    據孔祥熙說，他們那時聽說海外有個“興中會”。

    他們喜歡“振興中華”這個響當當的名字，乃把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取個名字，也叫“興中會”。

    （這是筆者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對《孔祥熙回憶錄》時，聽到錄音帶内孔氏親口說的。

    當時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組織，當成孫中山興中會的“太原分會”，實是誤聽錄音的結果。

    ） 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所組織的興中會，事實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也大緻都是楊衢雲的班底。

    因為楊的團體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孫的團體還未滿二月。

    楊是香港的地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

    雙方強弱之勢是可以想象的。

    據說他們合并之後，選舉新會長（他們叫“總辦”或“伯理玺天德”）時，曾發生孫、楊之争。

    據後來國民黨的官書所載，在同年十月他們預備搞廣州暴動時，孫曾當選“伯理玺天德”或“總辦”。

    後來“楊既獲大權，遂藉端要挾，而請（孫）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讓。

    鄭士皇、陳少白等聞之大憤，極力反對，士良且欲除之。

    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謙讓，即以此席讓衢雲…………”雲雲（見《國父年譜》頁六八～六九）。

     這段官書頗難說服任何公正的讀者和曆史家。

    如所叙屬實，那可能不是楊的“藉端要挾”，而是孫的黨羽為擁孫，暗中想搞殺楊的“苦撻打”（coupdetat），為孫所阻。

    官書甚至說楊衙雲排滿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組織“輔仁文社”的叛逆行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結果（見前書頁五零）。

    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辭。

    有人或許要說“輔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輔仁”；它是個社交團體，而非革命團體。

    其實辛亥首義時，最活躍的一個組織則是“文學社”。

    文學社卻是革命團體，而非社會團體。

    所以名字與實質并不是完全一緻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時期。

    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或以辭害義。

     須知楊衢雲開始其革命行動時，孫中山還是個用功的醫科學生。

    一八九四年中山還親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呢！他“上書”不幸被拒。

    如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而重用了“孫文”，中山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