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鞑虜易驅，民國難建

？！ 汪精衛那時年輕沖動，激于義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國同情，把排滿革命，帶向另一高xdx潮。

    其實汪氏隻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

    當時革命黨人，痛恨清室誤國，沮喪之餘，人人皆有必死之心。

    其中無名烈士，其死難之慘烈，更足銘人肺腑。

    即以喻培倫烈士而言，喻君原為三位刺客中的漏網之魚，原可不死，但是最後還是自求一死，做了黃花岡上的烈士。

    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又有誰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倫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最後叢葬于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實數是八十六人），他們當時是人人自求一死的。

    這群烈士都是當時中華民族中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眼見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顼。

    他們原想藉華僑之錢，憑會黨之勇，以推翻滿清惡政。

    可是起義十餘次之後，才知藉華僑之錢匪易，憑會黨之勇尤難。

    絕望之餘，乃決心以一己血肉之軀，作孤注之一擲。

    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難前的孤憤心情。

     他們死得太慘烈了。

    八十多人原是“同盟會”的骨幹，他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将相之才，卻被當作沖鋒陷陣的小卒犧牲了。

    一旦集體犧牲，則同盟會之菁英斫喪殆盡；但是他們之死，也挖掘了我們民族的良心。

    ——全國暴動已薔勢待發，清廷惡政也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

    便發生了十月十日（陰曆八月十九曰）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

    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鞑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運動之最後一次的“起義”。

     通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鞑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标，便完全達到了。

    ——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現代化運動”是有其“階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

    不過其後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于一役”——國共兩黨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歎“革命尚未成功”了。

    共産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産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産黨人所認可的“革命”。

    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

    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

    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

    它隻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聖公會讀書室的名字。

    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于一九零七年成立于東京。

    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内黃興以後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

    揆一為什麼于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

    光複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氣“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願再隸屬于老同盟會。

    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

    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

    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緻。

    隻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

    至于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

    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範也。

    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

    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理）、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選。

    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俨然是長江中上遊的革命重心。

    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并無直接關系，然又“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别門戶，獨成系統也。

    ”（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亥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

    原名“振武學社”。

    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

    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内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

    張之洞則較開朗，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展新政、新軍。

    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内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

    因為有舊政權的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

    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

    ——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内，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

    文學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員遍布鄂軍諸标（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辎重營、炮兵隊等單位。

    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

    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衆”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

    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

    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裡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将（這和同盟會内有将無兵的情況，恰相反）。

    “文學社”的首任社長蔣翊武（湖南澧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标三營裡的一個小士兵。

    後升正副目（正副班長）。

    其它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

    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面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将之苦——後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

    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調鄂軍入川彈壓，而衆兵丁不願離鄂。

    “文學社”與“共進會”乃暗通聲氣，終于聯合造反。

    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聲炮響。

    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8.4 “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

    筆者個人在海峽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

    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

    按題翻閱起來，豈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占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

    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reaction）。

    從湖南、陝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布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内，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咨議局”。

    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一面“進剿”，一面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

    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隻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輿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後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十月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