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鞑虜易驅，民國難建

日），并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

    如此令出兩府，便隐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

    黃興苦戰經月，終緻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間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

    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

    越日南京光複（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滬代表複舉黃輿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拟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

    相持不下，嚴然成為十餘年後“甯漢分立”之前奏。

    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甯方所用者，則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

    而廣東光複時（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

    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複雜之組織關系也。

    然斯時民國未建、鞑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

    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民國大總統。

    斯時歸國途中的孫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遵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國“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為新出獄的汪精衛所發明）。

     但是在袁氏遵約倒戈之前，總得有一番和談，以終止此南北對峙之局。

    這樣一來，則南方這個支離破碎、一軍三旗的紛亂場面也得有個整體的規畫，和一個總負責人。

    黎黃二公既相持不下，則聲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孫文，就呼之欲出了。

    時局發展至此，袁氏亦覺時機成熟，由前敵将領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聯街通電（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8.5 孫文的革命外交舉隅 當國内革命運動鬧得如火如荼之時，孫中山先生在做什麼呢？香港那時不許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禮貌的擋駕。

    中山活動的地區，隻限于南洋。

    後來南洋荷屬、法屬、英屬諸殖民地，為着向清廷讨價，對他亦不表歡迎，弄得中山無處存身。

    以緻在民國前二、三年間（一九一另～一九一二）他連繞地球二匝。

    全部時間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尋覓有錢有勢之歐美人士，同時也想加強他在美加一帶同盟會的基層組織，為計劃中的“起義”而籌饷。

     中山對歐美當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國。

    他在一九零五年夏應中國留歐學生之請，路過巴黎時，被湯芗銘等所竊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國當局把他介紹給安南總督的信件。

    法國駐安南的殖民地官員，當時窺伺中國之不暇，何厚于孫文？顯然的這些帝國主義者是想利用孫文：而孫文饑不擇食也想利用他們。

     後來同盟會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專程經過西貢，趕往馬賽、巴黎。

    舟過吳淞口，并與專程來訪的法國在華駐屯軍參謀長作最機密的往還（簡直是一種“合符将兵”的方式）。

    其後中山并派專精英語人員，偕同法國軍官，前後凡三人，前往與法國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三省，作實地調查。

    法人此舉用意何在，就發人深思了。

    後來秘件洩露，清廷據以抗議。

    法國駐華公使亦為之吃驚，乃行文巴黎問詢。

    法政府居然要其駐華公使，不必管閑事。

    中國政府亦無如之何（有關此事件的中國資料散見政府檔案及私人雜著，包括《國父年譜》；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難查證也）。

     一九零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環球之行”時，亦自新加坡徑赴馬賽轉巴黎，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

    他到巴黎的目的，據說是“竭力運動一法國資本家，借款千萬”。

    其主要牽線人則為前任法國安南總督。

    據說是“将有成議，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閣遽改組……此人（資本家）遲疑。

    因其非得政府之許可，斷不肯在國外投巨資，事遂不諧。

    ”（《國父年譜》卷上，頁二六五；亦見中山于一九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發自倫敦的，載《國父全書》頁四一九。

    ） 據吾友吳相湘、蔣永敬諸先生之考據，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總數尚不及五十萬。

    何來此法國千萬富商？所以此一“資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國政府自己；而法國政府投此“巨資”，意欲何為？而中山要吸引法國投此巨資，“條件”又為何？均史無明文。

    蓋同盟會當年與西方諸帝國主義所辦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獨任之。

    黃興、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語，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細也。

     8.6 從“企枱”到“總統” 中山先生此時雖病急亂求醫，四處籌款，但所得則極其有限。

    東西帝國主義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

    中山當時在美洲華僑界的最大靠山厥為“洪門緻公堂”，而緻公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

    據中山先生于一九一零年（宣統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陽曆三月一日），他的第九次起義之失敗，實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頓緻公室擔任五千，所寄不過一千九百餘元。

    紐約緻公室許擔任者，一文末寄……”。

     所以近代史書如鄧澤如所著《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迹》中所羅列的十萬八萬之數，都是“認捐”的數目，或事後誇大之辭，不是實際的收入。

    這實在不是“緻公室”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個無底洞，鈔票是填不滿的。

    加以當年華僑小區之中，既無“王安”，亦無“包玉剛”。

    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國欺壓之下，做點洗衣店、餐館的苦力勞動；終年所得，勉卻饑寒。

    在一身難保之下，支持革命，已盡其所能了。

    過分捐獻，大多力不從心。

    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後，他實在已羅掘俱窮，甚至自身也衣食難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四十六，正值壯年。

    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北美“緻公總堂”支持之下，組織個“籌饷局”，到處巡回講演革命，籌募軍饷。

    但據一些私人記述。

    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

    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複）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枱”（粵語茶房）。

    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消息，并未有太強烈的反應。

    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并無直接關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

    ”說着，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丢到“老孫”的餐盤中去。

    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

    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

    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

    ——果然，兩個多月以後，企枱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

     8.7 科州盧家的故事 筆者寫出上段孫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們驟讀之下，可能認為是稗官野史。

    其實這故事的真實性相當高。

    因為把這份電報丢到中山餐盤内的那位“企枱”，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

    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并為好友。

    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遊廣闊之士。

    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同志，可能還是至戚。

    中山先生當年在他們餐館中幫忙作企枱，原不是什麼秘密。

    隻是在那清末民初勞工并不神聖的中國社會，如傳說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恐怕會引起國内守舊分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孫公諱言之。

    盧家父子為親者諱，除向至親好友，作為革命掌故笑談之外，亦未多為外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