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列強刺激 太後玩火 端王竊政 群運出軌

弄成個陽剿陰撫的局面。

    在一連串的上谕裡，朝廷都不斷告誡疆臣說拳會有“良莠之分”。

    對“不逞之徒”固應剿辦，但是對一般“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衆以互保闾裡，是乃守望相肋之義”。

    所以官方剿匪，隻能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

    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

    ”（見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緒二十五年陰曆十二月十一日《上谕》，載《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頁五六。

    ）這一來，朝廷便公開表示民間組團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兩位首當其沖的地方官：山東巡撫袁世凱和直隸總督裕祿，都是一意主剿的。

    二人之中以袁世凱尤為堅決。

    朝廷當權派對袁不敢輕動。

    為着殺雞儆猴，乃把世凱之兄袁世教加個“縱勇擾民”的罪名革職，并驅逐回籍。

     但是袁世凱并沒有被朝廷吓阻。

    他抗疏力辯說拳會“每于數百裡外劫取财物，不得謂之為保證身家。

    焚毀擄贖，抗官拒兵，不得謂之非作奸犯科。

    掠害平民、騷擾地方，不得謂之為專仇洋教”。

    他認為莠民習練邪術，不論是會是團，必釀巨患。

    私團官練（如毓賢所條陳的辦法），斷下可行。

    所以他主張徹底剿辦。

    （見前書頁九五） 袁世凱有何膽量敢如此忤旨抗命，蓋義和團當時已鬧到十一國駐華公便聯合抗議的程度。

    死掉兩個德國傳教士已弄到膠澳不保，舉國惶惶。

    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個英國傳教士蔔克斯（Rev.S.M.Brooks）在山東為拳民所殺,豈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

    乃對義和團全面鎮壓。

    加以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最重要的還是他與力主剿匪的華南三督聲氣相通。

    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

    當然在剿拳行動中，他也給予朝中富權派足夠的面子，說他所剿者均是盜匪冒充的“僞義和團”，非真正愛國反教的“真義和團”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

    他的部将張勳、曹锟等則日以誅戮為能事。

    張勳那位在民國初年曾擁溥儀複辟的“辮帥”，即有在一日之内殺掉“黃巾紅兜”的“拳匪”五百餘人而受袁巡撫重賞的紀錄。

    （見《陽信縣令禀》，載《山東義和團案卷》，北京社會科學院編輯，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冊，頁六五九、六六一。

    ） 山東的義和團是被袁世凱趕盡殺絕了。

    可是拳衆北竄進入直隸，直隸總督裕祿卻随了手腳。

    裕祿原與袁氏約好對“拳匪”南北夾擊的。

    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駐津聶士成的“前軍”出剿，殺掉不少“拳匪”。

    可是漸漸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幫崛起、太後護團轉趨積極、他的老靠山榮祿已逐漸靠邊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開始動搖了——由剿辦到縱容，到包庇，最後他就幹脆投靠了。

    既靠之後，他的總督衙門就變成義和團的招待站。

    兩位草莽出身的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亦嘯聚徒衆三萬人，建起“天下第一壇”，祭起關公、周倉，諸葛孔明；燒香念咒，表演刀槍不入。

    裕祿為讨好朝廷，竟撥饷銀二十萬兩（其後西太後亦加賞十萬兩），教請衆師兄率團來津，扶清滅洋。

    張、曹二酋竟亦由裕祿保薦，挂一品銜，分乘一品高官的“綠呢大轎”，堂哉皇哉的直入節署，與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歡，分庭抗禮。

    裕祿并打開軍械庫，一任此烏合之衆，自新式器械中自擇所喜。

    在張、曹二師兄佑護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設壇，頭裹黃巾、腰系紅帶，相率皈依。

    入夜家家均懸挂紅燈，奉迎仙姑下凡，誅教滅洋。

    燒教堂、殺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時俱來。

     裕祿這一轉變乃導緻山東拳民大量湧入直隸。

    東入天津、西據涿州、南占保定。

    焚香念咒、燒教堂殺洋鬼、毀鐵路拔電杆，乃至搞“均糧”、“吃大戶”，亂成一片。

    山東之團既來，直隸之團亦起。

    入團群衆除工農兵之外，紳商官吏亦均相率參加——其中尤以十來歲的青少年最為積極。

    各州各縣、各村各鎮，均紛起組團，設壇練技。

    義和團小将們更是四處串連，“鬧教”、“打教”了。

    ——這在後來的紅衛兵小将口中叫做“造反”、“鬧革命”！ 2.9 義和團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區和保定涿州一帶已鬧成紅旗一片之時，那些住在北京使館區“東交民巷”（義和團後來把它改名為“割雞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懸賞捉拿的“洋人”，當然也緊張起來。

    他們十一國之間的使領僑民和教士當然更是函電交馳。

    協商會議，調兵遣将，忙成一片。

    他們既要自保，也想渾水摸魚，則“八國聯軍”也就呼之欲出了。

    下篇再細論之。

     在此混亂期間，身居“相位”的榮祿，雖在開刀養病（據說是足疾，由西醫開刀），當然對太後意旨、朝中空氣，更看得清楚。

    因此當義和團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帶蔓延，北京城内的響應者，亦正蠢蠢欲動之時，他也将原在各該地駐防的武衛中軍的主力，以保護鐵路為名，一一調開，以免與拳民沖突。

     當時的各路清軍（包括董福祥的“甘軍”），由于曆史性的對立，與職業性的嫉妒，他們與義和團、大刀會等教門都是勢不兩立的。

    如今防軍主力一撤，團教乃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

    少數防軍剩餘部隊反而成為他們追殺的對象了。

    五月二十四日武南中軍的一位分統（旅長）楊福同率步騎兵百餘人往涞水縣一帶巡邏，義和團師兄滿立和尚乃率衆千人，設伏圍攻。

    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衆亂槍刺死，“髒腑皆出”。

    （見《史事要錄》頁一一〇，引抄本《閑見錄》及《畿南濟變紀略）。

    ）于此亦可見當時拳民猖獗的隋況了。

     即在楊分統被殺的同時，另支拳民萬餘人則侵入保定。

    這時“盧漢鐵路”（自盧溝橋至漢口，亦即今日京廣鐵路的北段）正在施工。

    當地有外籍專家相傳教士暨家屬數十人。

    義和團一旦串連到此，官方不加阻遏，當地青少年乃群起響應。

    一時黃巾紅帶滿天飛，秩序大亂。

    這批洋專家和婦孺聞風落瞻。

    中國地方官不願也無力保護，原造護送兵丁又半途加入義和團，倒戈相向。

    他們走投無路，四散逃命。

    這群洋專家連家屬婦孺原有四十一人。

    最後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九人：輕重傷二十三人；餘九人則終無下落。

    據幸存者追憶，其逃難之慘狀，有不忍卒述者。

    （見《字林西報》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專欄報導。

    ） 官方對拳運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衆行為也就越軌了。

    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萬人乃沖入涿州府。

    知府衙門被霸占之後，涿州知府龔蔭培守城無力、棄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個聰明辦法——絕食對抗。

    在那個專制時代，地方官守土有責。

    城池失守，不論陷敵陷匪，守土者都例當殉職。

    失土而不死節，其結果也是正法歡頭。

    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撫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寃枉。

    龔大人來他個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絕食抗議，對朝廷、對拳匪，都不失為裝蒜自保之道也。

    ——做官搞政治，要有點鬼聰明啰！ 涿州是當時京師的門戶。

    乾隆爺下江南時曾許為“天下第一州”。

    上溯往古，它是“桃園三結義”的故鄉；下及民國，它也是傅作義将軍死守、張學且少帥猛攻的曆史名城。

    此時也是足與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

    如今既被三萬黃巾所竊據。

    官軍旅長被殺；守土之官也在絕食待命。

    事實上他們現在都在向朝廷的當權派攤牌；你大清王朝對洋人，究竟要和要戰，對扶清滅洋的義民，究竟要剿要撫？總得有個抉擇，有個交代！朝廷年來的混沌水政策，總得有個句号！ 2.10 和戰必須決定，剿撫不可再拖 其實事到如今，關于和戰、撫剿的抉擇，地方與中央，滿族與漢族之間，早已泾渭分明。

    南方的漢族督撫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朝中有嘴無權的漢族大臣兵部尚書徐用儀、光祿寺卿（主祭祀谯饷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駐俄德公使）許景澄——後三人均兼總理衙門事務大臣——皆堅決反戰主剿。

    後來此三大臣也均為主戰派所殺。

     此時朝中滿族親貴（除榮祿稱病不願表态之外）在載字輩四人幫，尤其是端王載漪，和協辦大學士剛毅的領導之下，連八二高齡的大學士徐桐（漢軍旗）父子皆堅決主張撫團開戰。

    其中尤以少年親貴貝勒者流，呼嚣撫團滅洋，已至瘋狂程度。

     筆者此處所言漢滿、和戰之分。

    并不是說主戰派中無漢人。

    李秉街、趙舒翹皆漢族大臣也。

    主和派中亦有滿人。

    主和被殺之五大臣中，内閣學士聯元即是進士出身的鑲紅（漢軍）旗人。

    在和戰争論中，聯元堅持“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

    又說“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強國乎”？遂為端王所殺。

    另一主和派戶部尚書立山（蒙族），因在太後之前駁載漪“民可用”之論，說“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驗”，也以言禍被殺。

    （以上均見《清史》本傳）這些都是多數中無權的少數，其言行無足重輕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龔大人的絕食待命期間，對和戰兩策還在踟蹰之間者，唯慈禧老太後一人而已。

    她個人的一念之間頃刻便可決定這架和戰天秤的輕重。

     慈禧不是個笨人。

    在理智上，她未嘗沒有想到聯元的名言。

    一國且不能敵，況八國乎。

    事實上南華四督的電報，和被誅三臣生前的忠谏，說得都比聯元之言更徹底、更可怕。

    但是她畢竟是個知識有限的老女人。

    她怕洋的理性，始終敵不過地恨洋的感性。

    加以她始終對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存有幻想。

    在涿州被拳寒所據時她就派軍機大巨趙舒翹、順天府尹（今北京市長）何乃瑩與剛毅于六月初相繼去涿州視察，一探究竟。

    趙到底是個進士出身的高知，他與何市長因此都對衆師兄的帶功講座能否“滅洋”存疑。

    可是繼至的剛毅則對刀槍不入的氣功表演大為折服，認為是神術可用。

    （見《清史?剛毅傳》，及其它雜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