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

這部拙作是作者在退休以後才執筆編寫的。

    作為一個以曆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曆史以來，至此已四十餘年。

    在此将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裡度過去了。

    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

    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

    上課時往往是推着整書車“史料”進課室的。

    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後教了近四十年。

    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後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

    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系的系主任，并負責設計和教授多種課目。

    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師訓練班中，也曾擔綱教授多種課目。

    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課目幾近二十種之多。

    作為一個“課目設計”（courseproposal）的負責人，你縱不親自上課，但對教學内容也必須有其徹底的掌握。

    加以紐約市大的學生和家長們都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萬般複雜。

    作為一個曆史科目的教師，尤其是設計人，各方面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面面顧到。

    日久在不知不覺中，竟會變成個無所不知，也沒一項知得太多的大雜家。

    荒時廢業，莫此為甚。

     但是筆者在這身不由己的教學環境中，卻勉力地作了一項堅持：在十多種無法擺脫的課目之中，我始終堅持中國近現代史一課必須親授；四十年未嘗或缺也。

    由于學生背景複雜，程度參差，因此對教學史料之篩選，也不得不随時注意，每一學年的教材都按時下出版情況加以修正。

    因此四十年來，愚而不學，未能著作等身，卻講義連屋。

    回憶昔年在哥大，因職司圖書管理，對國史資料曾作有系統之累集與編纂。

    工作雖為人作嫁，然身當其任，熟能生巧，乖材辟典，每可一索即得。

    友生時有咨詢，其數年不解之難題，往往可一語解紛。

    嗣在市大因該校無中文圖書設備，餘嘗簽請紐約市府與市大當軸，拟由市立圖書館與市大圖書館合設一中文圖書館，一以方便市大教學，兼為華裔社區服務。

    蓋市府有此經費，有此立法，而社區與學界亦皆有此需要也。

    為此筆者曾與市府官員及市大當軸會議無數次，終以華裔社區支持太少，政府體認不足而流産，至堪歎息。

    承乏一主要學府，以漢學為重心之亞洲學系而無漢學收藏為基礎，則雖為巧婦亦難以為炊。

    所幸筆者服務哥大有年，兩校近在咫尺，在研究資料上，尚可互通有無。

    至于日常有關漢學文史之教研，則筆者恒以一己之個人收藏為系中師生之輔助。

    有關資料，片紙未敢廢也。

    積少成多，數十年來，茅廬竟成堆棧。

     然處此高科技時代，汗牛充棟之史料收藏，究非一屆寒儒所能勝任。

    敝帚自珍，終是滄海一粟。

    所幸久居紐約，集天下之至善與至惡于一城，若有所需，仍可一索即得也。

    年前自紐約市大退休之後，為人作嫁之身，初獲自由，文化出版界友好不棄而有索稿者。

    亦可勉力應命。

    昔時課室講稿及平時塗鴉舊作，自校中運回地庫，仍堆如亂山，偶自整理，抽編應命，初不意有同好之讀者賢達與朋輩師友，竟頗有既嚴肅之股利。

    承師友厚愛之餘，筆者本亦不敢自棄。

    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數十年，縱系至愚，能無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與數十箱舊稿中，略檢其尚可用者，編綴成篇，多半寄至劉紹唐先生于《傳記文學》中酌量選用。

    随意塗鴉付郵，數年來，竟至百餘萬言。

    日積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

    筆者于六〇年代之初嘗與美國出版商麥克米藍公司訂閱撰寫，總攬二十世紀中國之《民國全史》英文稿成千餘頁（部分章節曾由李又甯教授主編之ChineseStudiesinHistory季刊披露之，見一九八八年諸期）。

    嗣複承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慷慨資助擔綱主編AnnotatedBibliographyofRepublicanChina（《詳注民國史資料彙編》），積稿亦數十箱，雖明知經費有限，非一人之力可竟全功，然愚公移山，古有明訓，知其不可而為之，未嘗氣餒也。

    唯自哥大轉業之後，所承擔之新職，管理重于研究，一轉百轉，緻前功盡棄，實非所願也。

    時隔勢禁，乞食異邦，無如之何，思之可悲。

    如今退休之後，雖已漸感老邁，然琴劍猶存，棄之可惜，摩挲舊簡，終覺難安，老骥伏枥，仍思賈起餘勇，終始其事而以本篇為前導。

    天假以年，不敢自棄也。

     電腦時代新史學的試探 在本篇中，筆者必須向賢明讀者特别交待的是，劉紹唐先生所編的《傳記文學》，并不是“學報”型的雜志。

    筆者亦無心多寫學報文章。

    所謂學報文章是文體不嫌枯澀，而言必有據，本師胡适之先生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是也。

    如山師訓，吾何敢違。

    隻是覺得學術文章，不一定必須行文枯澀。

    言而有據，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學。

    美國文史學界因受自然科學治學方法之影響，社會科學之著述亦多诘屈聱牙，每難卒讀。

    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

    筆者在作博士生時代，對此美國時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輕，在洋科場中，作老童生又何敢造反？誰知如真造反有理，實不愁造反無人也。

    在此行首舉義旗者，不意竟為筆者在哥大所最祟拜的業師之一傑克斯巴松（DeanJacquesBarzun）也。

    巴氏曾任哥大教務長及文學院長多年，後以校聘講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退休。

    在筆者受業期間，巴氏即不時于授課中嚴厲批評時士所炫耀，以注腳（foot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