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各階段

們主張把這“現代化”的百年大計“畢其功於一役”！ 1.4 孫中山“心灰而意冷矣” 孫中山先生便是這樣的一位。

    辛亥革命之後，他老人家便立了一個九年計畫的“革命方略”。

    他說要照他的“方略”做下去，九年之内中國便變為一個通盤現代化的新興的國家。

    誰知對他這方略首先不贊同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群萬死不辭的信徒，同盟會的“老同志”。

    因此中山先生喟然歎曰： ……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

    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

    莫不謂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也。

    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之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乎不禁為之心灰意冷矣！ 何以那批老同志在為山九之時，對革命導師忽然不信任了呢？曆史家感到迷惑了。

    胡适之說：“民國初年，民黨不信任他（指中山）的計畫的事，很有研究的價值。

    ”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費解的事。

    從一個角度來看，黨員不信任黨魁，固然是黨員“知識太低”；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黨魁沒有把握住時代而脫離了群衆？對現代知識有高度認識，為革命而出生入死的“黨員”們知識尚且太低，則“區區庶民”又何能追随景從呢？ 1.5 不能落伍，也不可躐等 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實是世界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

    但是領導這偉大的革命的國民黨人及其導師到臨死時還要說“革命尚未成功”！自有其黨派成見的共産黨人則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為“革命”。

    他們之所以如此者，便因為他們都是一次革命論者。

    把中國曆史看成汽車。

    他們要把這汽車按他們預定的路線，開往他們所預定的目的地。

    換言之，他們都希望把一個有三千年文化根基和特殊生活方式的老大民族，於極短期中變成他們所指定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國家形式。

     但是中國近百年史告訴我們，他們的願望都落空了。

    這個古老的文化是在變，并向現代化的方向亦步亦趨的在變。

    但它卻沒有聽從任何人或神的指示去“搖身一變”。

    相反的，它是在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變。

    任何力量不能阻止它向前變動，任何力量也不能“揠苗助長”強迫它跳躍前進。

    換言之，在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運動中浮沉的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能落伍，但是也不可躐等。

    民國六年，随張辮帥到北京搞複辟運動的康有為，便“落伍”了。

    落伍到連他最忠實的學生梁啟超都要罵他“厚顔”。

    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便想搞“平均地權”，那便是他老人家“躐等”了。

    躐等到連“同盟會老同志”也罵他“大炮”。

     1.6 各階段及其主題 落伍之可悲，固無論矣。

    勇往直前的跳躍前進何以亦發生反效果呢？史實告訴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是分階段完成的。

    而各階段有各階段的主題和若幹副題。

    主題便是各該階段的“當務之急”。

    而副題（可能是次一階段的主題）在現階段則往往是“不急之務”。

    而完成這主題與副題的方法則可能是骶觸的。

     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題，可能增加解決副題時的困難。

    但是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的，則往往為該階段所唾棄。

    古人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如果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則是“本末倒置”，“不知先後”。

     所以中國近代史上，在各階段中，凡是從事解決“當務之急”的主題的社會力量，往往是前進的、成功的。

    同時凡是不知先後，側重副題，搞不急之務的，則未有不失敗的。

    這種搞不急之務的社會力量，在此階段必然有害！ 但是如果中國現代化運動進入次一階段，則主題與副題，俱同時變動。

    以前的副題可能變成主題。

    前一階段的進步的社會力量，如不能随主題之變動而進步，則這一力量必然變成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力量。

     這種反覆變動與社會力量之興遞，在中國近代史上昭然若揭。

    請申其說。

     1.7 洋務和變法 今日吾人追溯我國現代化運動的史實，從“同治中興”到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我們如按各運動的性質來分，大體可以分為四大階段及若幹小階段。

     從同治元年（一八六一）總理衙門成立之日起至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之簽訂，可算我國現代化運動之第一階段。

    這一階段中的主題是“洋務”。

    因為我國經過鴉片戰争及英法聯軍失敗之教訓，國人才開始認識西方文化表現在堅船利炮上的實用科學。

    因此自恭親王而下，有識之士，競談“洋務”。

    這樣才有同光之際的新式南北洋海軍及各種路礦機器船政的建設。

    不管當時守舊派是如何的反對，這一時期的“洋務”建設是有相當成就的。

    其後張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中所說“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無不畢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的一套理論，事實上便是這一時期“洋務”運動的“哲學基礎”。

    張氏言大衆之所欲言，所以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調，亦是風靡一時的新學說。

    也是當時守舊派所誓死反對到底的“以夷變夏”的“謬論”。

     但是中日戰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遂逐漸被揚棄。

    國人進一步而談“變法”。

    須知談變法的人并沒有否認西學之可以為“用”。

    國人至此已服服貼貼地接受了西方的實用科學，而進一步談西方式的“變法改制”了。

    因此，政治性的變法改制便是乙未至辛亥這一階段我國現代化運動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