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

我個人是學曆史的。

    自一九三九年考入大學到現在已搞了半個世紀，所以也可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史學職業工作者。

    但是半個世紀中，我個人返回祖國大陸參加史學會議，連這一次才是第三次。

    我回來的目的，第一當然是學習。

    第二則是作點學術報告。

    可是我自己不免要問問自己：這大把年紀了，還要學習些什麼？學無專長，又能報告些什麼，我自己的回答則是，我不應該來此學習一兩個專題，我所要學習的，應該是詳細了解祖國大陸史學界整個的學風和情況。

    第二點，那我又能報告些什麼呢？萬裡歸來不容易，向濟濟群賢獻醜，報告一點個人研究的牛角尖，滄海一粟，我想也有點辜負大會主持學長們邀請我的美意。

    所以我想講點大問題、大題目。

    大題目是不會有結論的。

    胡适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可是求證是無止境的，今天我隻想提出點“大膽假設”，以就教于祖國史學同文。

     4.1 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 上月五日曾在紐約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曆史學會”的成立大會。

    主持大會的同學們要我去緻歡迎辭，我為慎重其事。

    曾預備了一篇有四十六個注腳的學術講演，文題叫“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

    我個人認為，當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國史學，大緻有三大主流。

    第一是從往古的左丘明、司馬遷到今日在台灣的錢穆教授，這一脈相承的中國傳統史學；第二則是在今日大陸一枝獨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第三派則是由十九世紀的西方“漢學”，逐漸現代化和社會科學化而形成的“現代西方中國史學”。

    第一派在今日大陸、台灣都還有師承；第二派則為今日大陸所專有；第三派的主力還在海外，台灣也有一部分。

     我個人認為上述三派，長短互見，大家本可截長補短，融會貫通。

    不幸的是這三派之間，顯然是隔閡甚大。

    簡直有種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來之勢。

    我因而勉勵“中國留學生曆史學會”中出席大會的八十多名青年會員們，要争取做個貫串三派的中國現代史學的“第四主流”——後來居上通吃三家的第四個主流。

     4.2 海外史家看中國古代史 因為第四個主流尚在成長期間可略而不論．我們但看上述三家對中國古代和中古史的看法是多麼分歧。

    分歧固無礙于學術研究，但是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來，就顯得下正常了。

    ——尤其是中國大陸馬克思主義學派和海外現代西方史學派的學術上的“三不通”，實在大有檢讨的必要。

     治中國傳統史學，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通常都認為中國古代是存在着馬恩列史所說的，人類社會發展必經階段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可說無人不承認這兩個社會在傳統中國的絕對存在。

    他們所研究的、所讨論的焦點，隻是兩段時期之中界如何劃分；以及奴隸制時期的上限，和封建社會的下限延長到什麼時代的問題。

     至于研究曆史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史學派也側重“階級分析”、“階級鬥争”這一點，其他方法多無關宏旨。

     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實質和方法究竟有多大深度，我不敢妄加斷語，我之所以要請史學界朋友們注意的，則是他們這一派的論點和方法，在其他兩派史學中，未引起嚴肅的反響。

    傳統史學派對之不聞不問，固無論矣；重點在海外的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也完全置之不理。

     舉一淺顯的例子：現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比較知名的美籍華裔學者如何炳棣、餘英時、許倬雲諸教授，他們在各自著作中，對中國史學界曲不離口的“奴隸制度”，竟隻字不提。

    其他洋學者自十九世紀以下，以至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劍橋中國史》那一派，也隻輕描淡寫而過之。

    嚴格說起來，也等于是隻字末提。

     在大陸上談中國古代史，不知“奴隸制度”那還了得；而在海外，竟對它隻字不提。

    何以各走極端到如此程度呢？這就值得我們“讀史者”歎息三思了。

     筆者本人不是搞古代史專業的。

    但是我卻是個通史教師，古代史也是應該熟讀的。

    作為一位“讀史者”，我對海内外出版品的尖銳對照，不能不感到驚奇。

    更奇怪的則是我看到雙方各是其是，對對方的觀點與方法，完全漠視，甚或藐視。

    ——這是由于文人相輕的傳統心态在作祟呢；還是學術宗派主義在作怪；或是政治幹擾學術有以緻之呢？ 總之，海内外學術界目前仍然存在着這種互不溝通的情況。

    自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三中全會”之後，海内外确已逐漸溝通開放，但是在史學界，尤其治“傳統曆史”（traditionalhistory），在我們讀史者看來，海内外的觀點、方法、理論各方面，仍然是個“三不通”。

    學術思想如果存在着嚴重的“不通”，則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相通”，都是表面性的、暫時性的。

    這個“文化結”不解除，政治結、經濟結，乃至軍事結是無法清除的。

     4.3 “尋找真理”與“證明真理” 這個文化死結，何以結得如此牢固呢？我們讀者們冷眼旁觀，大緻可提出數種假設來。

    第一是海外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牢不可破的成見。

    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人們立刻便想到“政治挂帥”。

    他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治下，一切學術都是替政治服務的。

    替政治服務的學術，本末倒置，就談不到客觀研究。

    失去客觀研究的獨立性的學術，還有什麼學術可言呢?所以他們就漠視了。

    由漠視到藐視，就置之不理了。

     第二點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本身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構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了一個“絕對”的是非。

    以人類古代史而谕，則“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個絕對的“是”；其他的說法則是個絕對的“非”。

    是非既然絕對化，則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就被拉回到古希臘詭辯時代，從“尋找真理”堕入“證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

    真理既然隻許證明，不許尋找，則亞裡斯多德的“辯證法”便成為證明真理唯一的法寶了。

    中世紀的“上帝”既可由辯證法證明其存在，則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說了。

    馬克思主義曆史學中有許多概念，例如“階級鬥争”，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

    概念既然絕對化，隻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

    以神學法則，再回頭來探索曆史，社會科學家就不能接受了。

    在曆史研究逐步走向社會科學化的二十世紀後半期，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和社會科學的曆史學就格格不入了。

    由格格不入而相互漠視、相互藐視。

    彼此各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