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

是，就老死不相往來了。

     這個老死不相往來的怪現象，海内外曆史家都有責任。

    海外史家的責任是因噎廢食——由于對馬克思主義曆史學武斷作風的不滿而加以通盤否定。

    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責任則是“反解放”——在一個有四百萬“解放軍”保護之下的偉大國家裡，事事物物（包括農工和婦女）都在追求解放的大時代中，而三十年來曆史學界所追求的卻是個逆流而行的“反解放”。

    反對曆史學裡的“解放運動”，那就自我封閉；自我封閉，則海内外就不易溝通，乃至老死不相往來了。

     4.4 “奴隸社會”的實證和反證 在中國古代史的領域裡，最不易解放的便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這兩個關鍵性的概念。

     “奴隸社會”在古代中國是否存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對它的肯定是絕對的。

    持否定态度的社會主義史學家則被斥為“托派”；非社會主義史學家，則為“資産階級史學家”。

    把這個觀點肯定得牢牢的，當首推郭沫若。

    郭氏自他二〇年代執筆始至七〇年代病殁止，他對這一古代史的論斷是笃信不移的。

     但是郭氏在現代史學上對這個概念隻能提出若幹不完備的“物證”——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出土的實物作證。

    可是這些物證并不完備。

    例如郭氏認為最大物證便是“人殉”。

    人殉絕不能證明“奴隸制”的存在。

    今日有待發掘的“秦始皇陵”，将來開發時可能真的會發現殉者萬人的遺骸，但是始皇并不是個“奴隸主”。

    至于為始皇祖宗所活埋生殉的人——如《黃鳥之詩》所悼念的——也不能全是奴隸。

     至于郭氏所舉的文獻上的證據，如訓“民”為“奴”，“屦賤踴貴”以及“奴隸的身價”等等，都嫌支離破碎。

    總之，零星的咬文嚼字，斷難支持奴隸制的存在這樣嚴重的結論。

    郭氏死後，新起的年輕學者，其功力可能在郭氏之上，但是他們的研究很多也都在“證明真理”這個原則上打轉，對郭氏舊說沒有作“尋找真理”的突破。

     再者，郭氏除在文獻上找證據之外，他對“比較史學”上的證據，和“社會科學”上的證據，都隻字未提。

     “奴隸制”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

    這種社會經濟制度在何種客觀條件之下才能存在、才能發揮生産力？這一點我們就要從“比較史學”入手了。

    古埃及、古希臘和近代美洲，哪些奴隸制絕對存在和絕對不存在的特征，都值得我們比較研究。

    例如近代美洲的奴隸主通常由非洲販賣黑奴。

    其實他們也曾試驗過就地取材來役使“紅奴”（土著印第安人），和販運“黃奴”（從中國偷販所謂“豬伃”），都沒成功，其故安在呢？外族制造“黃奴”不成，黃人反可自相大規模奴役而不發生暴動和叛逃現象，就不可理解了。

    ——我國古史上無“奴隸暴動”和叛逃的記錄，而“農民暴動”則史不絕書，這一兩極現象，在比較史學上又如何解釋呢? 奴隸是一種不自由的勞動者和生産者。

    他們是否有家室之累和仰事俯畜之責呢？如果這種牽累、這種職責，由奴隸主代負之。

    則在何種生産條件下，奴隸主才有何種盈餘可賺呢？由奴隸生産便可隻“盈”不“虧”，是為社會科學規律所不許；隻“虧”不“盈”，則誰又甘作虧本交易呢？根據近代美洲的經驗，近代美洲隻有“棉作物”這一項才能支持奴隸制，逾此則奴隸工均為最不經濟的勞力。

    然我國古代黃土高原上之農作物，均可發生當年美洲“棉花稱王”（CottonisKing）的棉作物之經濟作用耶？這些在比較史學上所存在的問題，郭氏都沒有加以解決。

     還有便是利用奴工的大規模集體農場是一種“大規模生産”（massproduction）的現代企業。

    大規模生産要有“科學的”或“相當科學的”管理。

    但是在人類曆史上，資本主義興起之前，還未見過科學管理大規模生産的記錄呢！總之，這些社會科學上的問題，郭沫若并沒有解決。

    有一項問題不解決，則奴隸社會在中國的存在則始終隻是個假設。

    奴隸生産在古代中國确有之，至現在仍有殘餘。

    但是零星的奴工，和以奴工為生産主力的“奴隸社會”就是兩碼子事了。

     “封建”的定義是什麼？ 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另一有關鍵性的概念便是“封建”了。

     什麼是“封建”呢，我們在五四以後所興起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着重“中國”二字）裡末找到明确的定義。

    但是在馬克思本人當年引用這一名詞時，他所視為當然的應該是中古歐洲所發生的“封建制”。

    這種中古歐洲式的封建制，根據西方學者的傳統解釋，它隻是一種管理的方式，本身并非一種社會經濟制度。

    在這種制度之下，政治屬從的關系隻是皇帝與諸侯、諸侯與附庸的關系，政府與人民之間無直接關系。

    農民隻附屬于土地，而土地則是附庸、諸侯或（直屬于）皇帝的私産。

     這種大同小異的管轄制度原發生于中古歐洲。

    本無确切之制，亦無确切之名。

    十七八世紀之間的歐洲史家乃把它們取個籠統的名字叫“feudalism”。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讀歐洲曆史，忽發現中國古代亦有類似的制度。

    這制度并且有個古老的名字叫做“封建”。

    封建者，封君建國也。

    雖然這一封君建國之制早在公元前三世紀已被秦始皇帝“廢”掉了，伹是“封建”與“feudalism”音既相近，義亦相同。

    因而這個已有兩千多年曆史的古名，就被正式借用，作為那隻有二百餘年的今名“feudalism”的正式譯名了。

    所幸二者音義之間，都能巧合。

     可是在二、三〇年代裡，當“中國馬克思史學派”迅速發展之時，“封建”一辭便逐漸變質了。

    最後它竟變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壞的風俗習慣的總代名詞。

    時至今日，在“中國馬克思史學派”的辭彙中，所謂“封建”顯然既非中古歐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國古代封君建國的“封建”了。

    它變成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微受蘇聯影響而特創的一個新名詞。

     為肯定這個非中非西，更無明确定義的新名詞，郭沬若曾用了極大的力量，深入考據，以證明其存在，并把它和奴隸時代的分界線劃于春秋戰國之間。

    “封建時代”的下限則被延長到滑末；“半封建社會”則延長到一九四九年。

     4.5 “中央集權文官制”的形成與特性 中國自戰國而後直至“解放前夕”兩千數百年，是否都應歸并于“封建社會”之内呢？ “中國傳統史學派”不以為然。

    因為他們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