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

據傳統的“封君建國”的定義，認為中國的“封建制”早在公元三世紀已被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時廢掉了。

    兩千年來取封建而代之的是一種“郡縣制”。

    郡縣制是一種文官制度。

     “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于此亦有同感。

    他們以西方中古時期的歐洲封建來比較研究，也認為中國封建制隻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

    至戰國已開始崩潰，最後為秦始皇帝所全“廢”。

    在中國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種“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centralizedbureaucracy）。

     “文官制”（或官僚制）與“封建制”之别在于，文官是中央政府定期任免的公務員，而封君則是“世襲罔替”的一種私有土地财産的所有者。

    這些封君在不同的方式下受封之後，他們對上級主子要盡各種義務，如進貢、防邊，籌饷、力役……等等。

    但是主子們對他們則不能随意任免或幹涉他們内部的管理事務。

     秦亡漢興之後，漢初采一國兩制，“郡”、“國”并存。

    往古封建制曾部分回潮。

    七國亂後，海内王侯之國就徒擁虛名了。

    自茲而後，這種秦漢模式的中央集權文官制，竟沿用兩千年未變。

    直至今日國共兩黨在政府組織上，都還承襲着這一古制。

     毛澤東有一句詩說。

    “千載猶行秦法政。

    ”這句詩的含意大體是正确的。

    隻是民國以後的北洋政府和國共兩黨，對古老的“秦制度”自加修正，卻遠不如大清帝國正統的“秦制度”那樣完善罷了。

     從單純的政府制度來看，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經過兩千多年不斷的改進，到滿清時代，可說是十分完善。

    民國以後的黨人罵盡滿清制度是如何腐朽，其實公正的曆史家如平心靜氣的細加分析，在制衡分工、科舉考試、官吏任免等等很多方面，國共兩黨的政府都不如遠甚。

    主要的原因便是曆經兩千多年慢慢改進出來的制度，不是三言兩語的咒罵就可以全盤否定的。

    要造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也不是一紙大綱或主義就可以制造奇迹的。

     從比較史學上看，這種中央集權文官制亦非中國所獨有。

    英帝入侵前的印度蒙古王朝（MogulEmpire，或譯蒙兀兒王朝、莫卧兒王朝）所行的也是這一制度。

    隻是他們曆史太淺，始終沒有發展到中國制度那樣有高度技巧的化境就是了。

     這兒筆者要加重說明的，是“中央集權文官制”與“封建制”在曆史上是兩個階段，在政治作用上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央集權文官制”是在曆史上取代“封建制”，而比封建制更高一級的政治形式。

     “封建制”是一種從“部落主義”（tribalism）演化出來的職責不分、組織松散、以封君個人為中心的一種原始性的部落制度。

    而“中央集權文官制”則是具有嚴密組織、職責分明、效率卓越、法則燦然的高級文明中的政治制度。

    它和落伍、原始的封建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郭沫若先生把這兩個制度混為一談是錯誤的。

    郭氏因為對比較史學和社會科學沒有興趣，就看不出兩者之間的分别了。

     4.6 “重商主義”和“輕商主義” 至于我們中國的傳統中，何以在“封建制”崩潰之後，未能——如馬克思所想像的——産生個“資本主義”；而卻産生了這樣一個“秦制度”來？并且一走兩千年，至今不衰呢？ 原來人類曆史發展的方向是受無數種客觀和主觀的因素綜合支配的結果。

    馬克思所想像的，隻是其中的一面。

     人總是人。

    他從個體的食色開始，在團體生活中是具有馬克思所說的共同面（uni．formity）的。

    中古歐洲的白人社會生活中曾産生過一種“封建制”；往古東亞的黃人，也曾建立過一種類似的“封建制”。

    可是歐洲在封建制崩潰以後，卻逐漸滋長出一個“城市中産階級”（urbanmiddleclass），從而滋生出一種“重商主義”（mercantilism）。

    由重商主義又導引出個“資本主義”來。

     可是古代的中國，在封建制崩潰之後，卻沒有産生出城市中産階級，更沒有重商主義，當然就更産生不出資本主義了。

    相反的，在中國卻産生了一個“輕商主義”。

    輕商主義吓阻了滋長中的城市中産階級。

    沒有城市中産階級，資本主義也就無從産生了。

     這樣一件比較史學上的強烈對照，馬克思隻看到西方的一面而忽視了東方的一面。

    郭沫若則對東西之别未加理睬，便把西方白人的曆史經驗，鑿枘不投地安裝到中國曆史裡面去了。

     4.7 “國家強于社會”和“輕商主義” “輕商主義”這個辭彙不是筆者胡亂地造出來标新立異的。

    它是兩千多年前就早已存在的曆史事實。

    公元前四世紀商鞅變法的口号便是“強本抑末”。

    本就是農業，末就是工商業。

    “抑末”便是“輕商主義”，和做生意的人過不去。

     商君遭車裂後百餘年，秦始皇受了“強本”的實惠而統一了中國。

    統一之後，他對輕商主義之推行更變本加厲，把天下富戶盡遷于鹹陽而加以管制。

     始皇死後，漢承秦制，輕商主義未稍改。

    至漢武當國，更把商賈打入“四民之末”，國家政策上也正式講明了要“重農輕商”。

    漢武死後，國中工商界在大将軍霍光翼護之下要求平反，要改變這個傳統歧視工商的政策，并搞出個反抗鹽鉄專賣的大辯論（内容見《鹽鉄論》）。

    但是政府不容平反，做買賣的還是被鎮壓。

    這一壓，壓了兩千年不許翻身。

     我們讀曆史的翻書至此不免掩卷一問：這些“略輸文采”卻威震天下的秦皇漢武們，為什麼偏要對那些做小買賣的過不去呢？這個答案在比較史學上也可略尋一二。

    因為主張重農輕商的政治家，并不止于我們秦皇漢武和桑弘羊大夫呢！兩千年後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後來成為民主政治聖人的傑弗遜總統，也是堅持相同主張的。

    我們試翻《鹽鐵論》的英譯本，以之與傑弗遜和美國資本主義之父的漢密頓對工商政策辯論的原文相比，便發現二者之間所用的字句幾乎都相同的。

    ——桑弘羊大夫的立場，也就是傑弗遜總統的立場。

    雖然桑大夫比較看重國防經濟這一面，而傑總統則稍偏于社會道德的另一面。

     所以從往古的中國到近代的美國，“重農輕商”的概念和政策，都是未可厚非的。

    問題是出在為什麼古代中國這政策可一行兩千年，而現代的美國傑弗遜試行之，卻及身而敗——美國史家曾笑傑弗遜，在對漢密頓辯論中“赢了仗，卻輸了戰争”。

     長話短說。

    古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