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我們治“當代民國史”的史學工作者，落筆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對“傳統帝國史”（尤其是晚清這一段）有個本質上的了解。

    因為“民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帝國”慢慢地轉變過來的。

    帝國是父，民國是子。

    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國和民國的關系還不是生理學上雞和蛋的突變關系；不是一隻帝制的雞，忽然生下一個民治的蛋來。

    它二者的關系，卻是蠶之與蛾的關系——在本質上，在制度上是一種抽絲剝繭的蛻變關系。

    兩朝嬗遞、藕斷絲連，是不可以一刀兩斷的。

     就以九〇年代大陸和台灣的現狀來說吧：時至今日，大陸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說還是蛹在繭中、去古未遠。

    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

    ”大陸上的問題，正是這個“秦制度”無法擺脫的問題。

    這也是一種蘇聯式的“革命後”（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歸專制的問題。

     台灣的現狀呢？它這隻民主白蛾是破繭起飛了。

    可是飛蛾都有其撲火的本性。

    誤把烈焰當光明，萬一飛翔失控，撲火自焚，也就前功盡棄了。

    所以寶島今日的情況，從曆史中找前例，似頗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時期。

    德國當年由于仇恨加暴力曾引發過一種“排猶運動”（anti-Semitism）。

    國人把複興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國内外的不平現象，都遷怒到一個少數民族頭上；造成一種山雨欲來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義”（terrorism）傾向的群衆情緒。

    這種情緒最容易升級。

    如不能适時加以抑制，以防患于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樂觀的。

     長話短說。

    我們海峽兩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還是在德蘇兩個模式中尋出路。

    雙方距“民國”的真正目标，都還有其不同的距離呢！但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社會體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民國”呢，請先了解一下“民國”的本質。

     6.1 “民國”政體的本質 丢開繁瑣的西方政治哲學不談，且看看我們自己的現代思想家如何說法。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上說他緻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這篇〈總理遺囑〉原是那位頗有文采的汪精衛執筆的。

    汪氏為遷就他那“必須、務須、尤須”的行文腔調，代孫先生撰遺囑，就不免以辭害意了。

    中山革命之目的，不隻是在追求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他還要全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間也自由平等呢。

     當然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孫先生所要求的并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紅衛兵“反封資修”的“窮平等”。

    他一直強調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隻是“大貧、小貧”。

    在大小貧之間求平等，是沒有太大地意義的。

    孫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辭彙來诠釋，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後均之，則我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包括附屬于農業經濟體系之内的手工業和小城鎮）就不能勝任了。

    簡言之，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國”，則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就是個必要條件了。

     再者，搞工業化的經濟起飛，是全國人民都要動腦動手的，少數人如濫用權力，從事包辦，這個經濟是永遠“起飛”不了的。

    這樣就牽涉到政治體制上的民主開放了。

    且放下“現代”人類社會行為中所應享有的“人權”不談，縱使隻從經濟建設這一項更迫切的實際專題來觀察，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開放也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翻看當今“已開發國家”的進化史：未有政治封閉而經濟可以“起飛”者；亦未有經濟已經起飛，而政治仍繼續其封閉者。

    這一對難兄難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所以一個真正的“民國”所應具備的第二個必要條件，便是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所代議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也。

    在政府運作上有任何蒙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國”了。

     有了個“民有、民治”的真民國，則民之所“享”的經濟财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權、四大自由是會與之俱來的。

    孫中山先生革命終生，他那個“尚未成功”的最後目标便是建立一個如上所述的真民國。

     可是一個國家縱使能完成上述的兩大條件如戰前的日本和德國，究竟怎樣才能把它維持下去，而不緻走火入魔，也是個天大的難題。

    古人雲“創業不易、守成尤難！”正是這個意思。

    試看日本“明治維新”諸賢苦心孤詣所建立的代議虛君制，是多麼令人神往。

    殊不知前輩可以“創”之，而後輩卻不能“守”之。

    等到少數暴戾無知的“少壯軍人”，藉愛國之名，以暴力幹政；振臂一呼，全國景從。

    勇則勇矣，其後果便要吃原子彈了。

    再看德國：一次大戰後，它忍辱負重、重建共和，多麼可泣可歌！不幸少數領袖，私心自用，利用群衆報複心理，化仇恨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潔劫了。

     日德這兩個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現的優秀民族。

    但是為什麼犯了如此愚昧的錯誤呢？我們讀史者歎息深思之餘，才悟解出，原來他們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們政黨之内，狹隘的組織家壓制了有遠見的政治家；在他們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論家也擠掉了恢宏的思想家。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樣就使我們在中山之後，又想起了胡适之先生——孫、胡二人的思想是蕭規曹随的。

     适之先生早年就反對極權。

    認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徑。

    要想以法西斯、褐衫黨一類的“速效”來建國救民是緣木求魚的。

    胡适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

    主張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還是我不容人呢？隻是單方面的“甯我負人，毋人負我”，那就是曹操了，還有什麼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導民主的精義所在，便是一句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二次大戰前的德、義、日三國，在工業經濟、代議政府兩方面都已具備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不幸的是他們萬事俱備，隻欠“民主的生活方式”這一陣東風。

    東風不來，他們就玩火自焚了。

    隻知他人不民主，而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壓根兒就不民主，從而濫用自由、濫用“多數制”（majortyrule），那就誤盡蒼生了。

     話說至此，我們“民國”的本質也就顯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