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出來了。

    本質為何？曰：“工業經濟”也。

    非振興實業無以富。

    曰：“代議政府”也。

    非有真正民選代議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

    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

    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财”（money）多“力”（might），則充其量一個小小“軸心國”翻版而已，民主雲乎哉？ 事實上，自“鴉片戰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我全國同胞、仁人志士，殚精竭慮所追求的便是這三個目标。

    但是一個半世紀過去了，我們在大陸上可說是一個目标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遠。

    台灣呢？為山九仞、功虧一篑。

    這一篑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緻因一根茅草便壓死一隻駱駝。

    我們寫曆史的人，執簡在手，每晚都打開電視，隻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6.2 “後封建”時代的中西之别 朋友們或許要問：民國之遠景既若是之單純，何以我民族苦學猛追了百餘年，死人億萬，至今仍是前途未蔔呢？這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千頭萬緒的。

    同時這一問題亦非中國所獨有。

    大國如印度，小國如菲律賓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不都有類似的困擾？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擾中國最大的原因，顯然還是個中西“文化沖突”（culturalconflict）的問題。

     須知我們的大清“帝國”是兩千多年來，一脈相承，純中國文化的産品；而“民國”則是個徹頭徹尾西歐文明的延續。

    以古老中國的傳統，一下要接上現代西方的制度，若隻說是“鑿枘不投”，我們還是小看了這個問題。

    事實卻是它二者是“兩極分化”、“背道而馳”，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國”之蛹，蛻變出一個西式“民國”之蛾，其過程是痛苦不堪的。

    但是處此“後封建時代”（post-feudalperiod），在西方急劇發展的影響之下，我們又必須洗心革面，非變不可，這就是我們近代史上的難解之結了。

     可是中西之别，究在何處呢？這問題，答來話長。

    這兒且說點簡化的大略。

     從比較史學着眼，可以說近兩千年來世界文明之發展，大緻可用東亞、西歐兩大主流之演變以概其餘。

    這兩大主流本是各自發展，極少相互幹擾的。

    兩相比較，其成就蓋亦在伯仲之間。

    可是在十七、八世紀之後，西歐文明就顯然逐步領先了。

    當東亞文明還停滞在帝王專制、農業經濟時代，西歐各國在政治上已揚棄了專制；在經濟上也擺脫了以農為本而逐漸地發展出“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了。

     西歐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脫缰而馳呢？其關鍵蓋為“封建社會”崩潰之結果。

    筆者在諸多篇拙作裡，曾一再闡述中西社會發展之過程有其“通性”，如雙方封建社會之發生與成長，便是通性之一例。

    然中西社會之發展過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會之形成，實發生于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而中國封建社會之成長，則發生于秦漢大帝國建立之前。

    由于中西曆史主觀與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有其社會發展程序之先後；程序不同乃又導緻這兩個社會在近古與現代，亦有其本質之差異。

     二者本質之差異又何在乎？曰：現代西歐北美社會發展之基礎在“社會重于國家”也。

    “國家”（state）者，社會之“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也。

    國家之結構随社會之變動而變動。

     我國則反是，我國社會發展之基礎，則“國家強于社會”也。

    社會為國家之“上層建築”，其結構之型态，其榮枯之動力，悉聽命于國家之頤指氣使也。

     中西兩社會之背道而馳，又何胡為乎而然呢？曰：雙方發展中之主觀與客觀諸條件，均有以導緻之。

     6.3 西方中産階級之自然形成 蓋西歐于十五、六世紀封建社會崩潰之後，由于種種條件之限制（包括永遠無法統一的拼音文字），他們因此也出不了一個秦始皇。

    其結果便形成一種小王國、小城邦紛立的局面。

    其小焉者大緻如今日之港、澳與新加坡甚或更小。

    其大者亦不過如南韓、台灣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過一四川耳。

    吾人如閉目試作遐想：當年西歐一隅之地，便有十數（甚或數十）新加坡、港、澳、台、韓，在商業上作激烈之競争。

    它們的獨立或半獨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進（如近二十年之台灣與南韓）；大家一緻向錢看，一個“重商主義”，當然不呼自出了。

     社會繁榮帶動了教育與科技之發展，加強了“文藝複興”與“宗教改革”。

    亞當史密斯之《國富論》，也就變成現代社會科學之第一部書了，其情蓋亦如今日台灣坊間之《股票指南》也。

    浸假一個以動産與不動産為基礎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産階級”乃應運而生（試看今日的台灣與南韓）。

    大家拳腳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議會之内，壓制了老貴族，提高了增額平民議員；建立并加強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

    上節所述“代議政府”雲雲，在不斷改進中，乃變成為維護此一新興階級集體利益之比較适當的模式了。

     所以所謂全民“代議政府”者，實為西方自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順水推舟，無啥深文大義的自然産品也。

     可是這麼一個膚淺庸俗的洋制度，我們要把它移植到東亞大陸，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難産呢？這就因為它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6.4 中國的“宗法傳統”和“家長制” 我們那個“國家強于社會”的傳統，是從我們最古老的“宗法社會”逐漸演變出來的。

    宗法制是個純國貨。

    它在其他民族的曆史裡，是找不到類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會”究竟又是個什麼東西呢？簡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傳統，所發展出來的以父系家長（paternity）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節已言之：我們的“封建社會”之崩潰早于西方一千七百餘年。

    可是我們在封建社會崩潰之後，卻沒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緻要錢的程度。

    相反的，由于特有的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驅使，我們卻搞出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超級大帝國來。

     為著這個“中央集權”的運作，我們又發展出一套世界曆史上無與倫比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sy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