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制，就完全背道而馳了。

     但是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們的土家長制更好。

    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語國家，則政府便是為民服務的機構；權力若被濫用，則全國國民，都會變成獨夫專政的個體對象。

    盧梭說：“暴君之前，人人平等。

    ”（Beforeadespoteveryoneis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況。

    到那時，天既不高、皇帝也不遠，那就民無噍類矣。

    上節所述戰前的德意日加上個史達林的俄國，戰後的毛澤東和他的紅衛兵，就是這個畫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結果。

    九〇年代的台灣從家長制蛻變到一個“社會重于國家”的洋制度方向來，希望它的年輕的政治領袖們相忍為國。

    不要也畫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說的宗法社會傳統下的“家長制”隻是我們帝國時代，至今還沒有完全“蛻變”掉的特征之一。

    但是這一特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

    它是和我國所特有的農業經濟制度相互配合運作的。

    它二者原是一對“暹羅連體兄弟”（Siamesetwins）。

    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開的。

    事實上中共今日在大陸上的政經失調，便是在這兩個弟兄之間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6.7 重農輕商的後遺症 不過話說回頭，我們原有的以農立國的經濟制度，也并不是甚麼壞制度。

    相反的，它原是在人類曆史上經過精心設計，一行兩千年而有實際效驗的“較好制度”（bettersystem）呢！須知中國封建時代，原和歐洲一樣，土地是屬于國有的。

    可是在封建制崩潰之後，歐洲的經濟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

    而我們卻緩緩地走上“重農主義”。

     “重商主義”原是在社會強于國家的客觀條件之下，不受人類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長的。

    它的确是一種（如馬克思所想像的）“客觀實在”（objectivereality）的産品。

     可是我們“重農主義”，卻是從頭到尾的一種“主觀設計”（subjectiveplanning）的制度。

    更具體地說，它是在國家強于社會的情況之下，由政府主動從事“土改”的結果，是主觀意志制造的。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廢井田、開阡陌”便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

    政府為了解放農村個體戶的生産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給廢掉了。

    改農業為私營——這正是近年來鄧小平毀棄毛制土改的主要内容。

     秦以後，土地變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買賣。

    此一農村自由經濟制度，在中國一行兩千年，沒有太大的質變。

    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之後，才被毛澤東倒轉了。

     【附注】毛澤東土改，改私田為公田，也是主觀意志的産品。

    在制度上說，實在是恢複先秦的封建生産制，所以終于行不通。

    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産制，所謂“複井田”，把腦袋搞掉的。

     以主觀意志來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兩家原是一緻的。

    漢承秦制之後，儒家的政權，把法家原有的“重農輕商”的政策，繼續推到最高峰。

    商人階級受到政府嚴重的歧視。

    我國這種與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輕商主義”，其後竟深入人心，曆兩千年而未稍改。

    商人既被一個強大的政府鎮壓了，那個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的“城市中産階級”（urbanmiddleclass）在中國曆史上也就不能出現了。

    缺少個城市中産階級，中國也就出不了“重商主義”和“産業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

    沒有産業革命和與之俱來的“大規模生産”（massproduction），那我們就隻好安貧樂道，維持個半饑半飽的農業大帝國，永不想發财緻富了。

    全國人民都生存在大貧小貧的邊緣，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樣，那就真的一窮二白了——所幸我國人口過剩的現象，隻發生在清朝乾隆以後。

     以上所述便是我國晚清時代，從古老傳統中承繼下來的政經實況。

    這一實際情況，也是傳統的政經制度作天衣無縫的配合所制造出來的。

    但是從人類文明累積的總成績來看，這種體制原沒有太多的不好。

    相反的，我們那獨步世界的中世紀文明，便是這項政經體制孕育出來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紀來華傳教，目擊我國康雍乾盛世的耶稣會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紀之間名聞天下的民主聖人傑弗遜；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紀中葉，作為羅斯福農業“新政”智囊的華萊士等等，他們比較中西，對我國傳統小農制的社會生活，無不推崇備至。

    晚近的科學史權威的李約瑟，對于我們中世紀科技與社會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們自己的往聖先哲，唱戲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論，那就更不用說了。

    縱遲至今日，李登輝總統還不是在為“回歸固有文明”而呼籲嗎？遑論當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優秀的傳統，為什麼在晚清時代——那時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現在還多一點嗎？——我們卻表現得那樣窩囊呢？結果招緻“新青年”們，一緻喊打，幾乎把“固有文明”全盤否定了。

    而晚近四十年，我們又為什麼表現的如此暴戾無知，還要麻煩“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東來，普渡衆生呢？ 對此，我們的綜合答覆，要點蓋有數端。

    其一便是前節所述的中西文化沖突的問題。

    “中古”或許是我們的；“現代”卻絕對是人家的。

    請翻翻我們今日的中小學教科書；想想我們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幾是屬于我們“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貨嘛！ 一句話歸總，我們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論好壞），是不能适應現代西化的需要。

    适應不了，它就會變成我們求新的包袱，現代化的絆腳石了。

    好漢專說當年勇，那就十分窩囊了。

    且看我們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隻許有一個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羅孝全牧師杯葛了，以緻身死國滅。

     6.8 傳統國家機器的周期性 再者，縱使一個古老民族，它有勇氣卸下傳統的包袱來求新求變，它還要有個有效率的行政機器來推動此事。

    不幸的是我們在清末的那部國家大機器，也已到了鏽爛不堪，應該報廢的程度了——它負荷不起這個天降大任。

     科學家告訴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