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任何群居動物的團體組合，生滅盛衰之間都有其周期性。

    這反應在傳統曆史上，史家則叫他做“治亂、分合”；陰陽家則叫它作“氣數”；西方漢學家則名之曰“朝代循環”（dynasticcycles）。

    但是不管稱謂如何，我們那部“中央集權文官制”加“農業經濟”的國家大機器，亦有其不随人類意志轉移的運作周期性。

    西漢以後曆朝的政治史實就警告我們，這部大機器的有效運作期不可能超過兩百年。

    （以世界标準來看，兩百年一個周期，不算最長，也算夠長的了。

    ）過此時限，就是報廢換新的時候了。

     滿族的統治者于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國，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已滿一周期。

    到此時它那部仿漢改良重建的統治大機器，也已到了鏽爛報廢之時，不堪任重緻遠了。

     吾人試閉目沉思，如“鴉片戰争”等國恥國難，均發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時，其結果又将如何呢？這也是我們國運使然吧！這些國難國恥，卻發生在“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expansionism）的極盛時期（根據他們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國國運周期衰竭開始之時。

    在這盛衰對峙之間，則清廷造化如何，也就無待蓍龜了。

     所以我國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為如何颟顸，如何庸愚，而在下讀史數十年，則不以為然也。

     設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沈（葆桢）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諸後來國、共、民、青、民盟、民進諸黨之高幹，優劣之間，豈待區區執簡人之饒舌哉？隻是大清帝國氣數将終，統治機器報廢之周期已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之不國豈能厚責于機車駕駛人員和維修技工耶！ 6.9 “西化”、“現代化”與“階段性” 綜合本篇以上各節之闡述，一言以蔽之，我們大概可以說，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傳統中國”向“現代西方”轉變的“轉變史”（historyoftransformation）。

    這一轉變的過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

    目前的學人則改呼為“現代化”。

    其實這兩個概念的疆界實在不易劃分，不過人類畢竟是個有“曆史感觀”（senseofhistory）的動物。

    曆史往往也是解釋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現代生活中的刷牙為例吧！“刷牙”這項衛生習慣，是從西方傳來的。

    它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

    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國都市生活中卻變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們就隻能把它列入“現代化”的範疇了。

    據說毛澤東就沒有刷牙的習慣。

    這大概由于他年輕時農村背景和叛逆個性所造成的。

    青年的毛澤東反對“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絕這“西化”的習慣了（毛氏也一輩子未穿過“西服”）。

    所以當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夠“現代化”而被老婆罵成“太土”了。

     毛澤東的私生活，小事也。

    但是，朋友，見微知著嘛！這項社會學上的“微觀法則”卻能替我們解決無數大問題呢！ 可是不論“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我們近代史上這項轉變，幾乎是十年一變，層次分明的。

    它存在著濃厚的“階段性”。

    我們如從社會經濟史的觀點，試一回看鴉片戰争前傳統中國的曆史，那就幾乎千年未變了。

     從一本千年未變的“靜的曆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變的“動的曆史”，則近代中國之動蕩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我們這項動蕩并不是雜亂無章的。

    它是從“西化”進入“現代化”，按部就班，層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們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給、自足、自滿的“三自”文明。

    它在“現代”階段忽然大動特動起來，實在是“鴉片戰争”開始的。

    在這次戰争中我們吃了洋人的苦頭，所以才搞起“洋務”來（那時叫做“夷務”）。

    我們對付外族的老辦法一向是“以夷制夷”。

    鴉片戰争時，我們被夷人的堅船利炮所打敗。

    戰後痛定思痛，我們第一個“夷務專家”的魏源（林則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了（見魏著《海國圖志》序）。

    這就就開始了我們“科技現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鄧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實說，我們在前一個世紀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聲有色。

    九〇年代中期，李鴻章的“北洋海軍”竟是世界七大海軍之一，遠駕于新起的日本海軍之上。

    不幸甲午一戰，馬腳全露。

    有識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為他們知道，大清帝國的根本問題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現代化”。

    康有為、梁啟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憲”。

    他師徒二人認為連皇帝也要“西化”一下。

    他們的廣東同鄉孫中山則認為要搞政治現代化就得徹底的搞。

    他主張“建立民國”，幹脆把皇帝搞掉，來選個“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敗了。

    孫先生成功了，并且當選了中華五千年史上第一個“伯理玺天德”。

    但是孫伯理玺天德并沒有解決問題，随他而來的則是軍閥混戰、夷狄交侵。

    國政民生反遠不如大清帝國之晚年也。

    這樣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識之士”胡适之等來重行考慮了。

     胡适之他們認為科技（堅船利炮）餘事也，政治經濟亦餘事也。

    重要是我們整個文化體系害了絕症，非徹底脫胎換骨不為功。

    這就是他們“全盤西化論”的理論基礎了。

    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動“全盤西化”，這樣他們也就把“西化”運動推展到最高峰了。

    可是從魏源到胡适這一“轉變”過程是節節升高、層次分明，“階段性”是十分濃厚的。

     “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雖然是屬于另一大時代了，其變化之軌迹，階段分明，基本上是與前期無異的。

     總之，我們這部苦難而光輝的中國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動之下，時時在變、處處在變。

    其進度雖然難免迂回曲折、颠颠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終于要找到一個安全而滿意的出口則一。

    出口雲何，一個長治久安、名實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國也。

    語雲：“窮則變、變則通。

    ”所以隻要我們不停地摸索，最後必有大道可“通”。

    照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局勢來看，這個“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遠了，我們等著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