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論帝國主義與晚清外患

在上篇談“帝國與民國之蛻變”的拙著裡，筆者曾不揣淺薄、鬥膽地說過，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鴉片戰争以前的中國史，幾乎是千年未變；而鴉片戰後，則幾乎十年一變。

    何以在社會經濟方面，我們的傳統曆史是“靜如處女”，現代又“動如脫兔”呢？恕我要言不繁，這個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實是西方東來的“帝國主義”推動的結果。

     “帝國主義”（Imperialism）又是個什麼東西呢？這一問題對我們這一輩二十世紀上半紀出生的華裔男女，還需要解釋嗎？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國主義侵華史”，便是我們一輩子實際生活經驗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罷，提起來，我們會怒脈贲張、咬牙切齒的。

     以上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

    這是我們親身體驗出來的，有什麼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國一般史家和國共兩黨的官方，都會肯定“帝國主義”是近代中國的萬惡之源。

    馬列派的史學家，更會把它概念化一番說：帝國主義何以是萬惡之源呢？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萬惡之源的上面，還有一個總源的“資本主義”。

     可是這些說法，卻不為很多西方漢學權威所接受。

    他們之間有許多極有火候的曆史家，甚至是最有權威的泰山北鬥，如創立當今劍橋學派的開山宗師費正清教授等，卻認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它隻是由于革命黨人（包括國共兩黨）不斷的宣傳，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種幻覺，——雖然他們也并不否認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卻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

     日本人呢？在他們戰敗之初，倒頗有些忏悔心态。

    可是近年來，他們就逐漸地把他們在中國大陸赤裸裸的奸擄焚殺說成“進出中國”了。

    隻是日本人這批“進出論者”引經據典的功力，無法與西方的“幻覺論者”相提并論罷了。

     朋友，時間是可伯的。

    以感情寫曆史，也是靠不住的。

    君不見二十世紀後半紀（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們對“南京大屠殺”、對“佳木斯細菌試驗所”等等的情感反應，就不會像他們父執輩那樣椎胸泣血了。

    君不見，抗戰期間站在不同陣地的一些華裔同胞，他們對日本戰犯不也有頗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過些年，縱是華裔大學生恐怕也要靠曆史百科全書，才能粗知“帝國主義”的定義了。

     寫曆史的目的是為保存某一段曆史的真相。

    傳之後世，警惕将來。

    曆史家應該實事求是、心平氣和。

    他不應為某一時代的喜怒哀樂所局限而筆端常帶感情。

    所以像“帝國主義”這樣的議論未定之辭（debatablesubject），就應該辭簡義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論斷。

     7.1 “擴張主義”與“帝國主義” 若談“帝國主義”的根源，我們就不能不上溯到曆史上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

    擴張主義是個洋名詞。

    我們文化中的同義字大緻可說是“強淩弱、衆暴寡”。

    它是“人性”（humannature）中絕對存在的一面；也是最醜惡的一面。

    它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所揭露的“人類社會行為”（socialbehavior），甚至“動物社會行為”（animalsocialbehavior）中經科學家證實的“客觀實在”。

     人類曆史上“擴張主義”之動機是多方面的。

    它包括疆土、經濟、政治、宗教、文化、虛榮、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

    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類向外擴張的社會行為。

    若論其在曆史中有記錄的荦荦大者，則我們“漢人”，原來也是這一行的老祖宗。

    我們早期對“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之“擴張”行為，也是天人共憤的——可是我們的聖賢史家帝王将相，不也把這些最不光榮的對外侵略，開疆拓土、犁庭掃穴，說成王化遠播等等最光榮的民族史迹嗎？民族史家們（包括區區小我在内），又何嘗說過這些都是民族之恥呢？ 就以我們對付匈奴族為例吧！ 匈奴族是我們漢族擴張主義者最早的，有明顯史料可稽的受害者。

    其族本名曰“匈”（Hun），“匈牙利”（Hungary）之匈也。

    “奴”字可能就是我們漢族擴張主義者把它加上去的。

    正如日本人的老祖宗本自名曰“倭”（Wa），它那個倒楣“倭奴”的“奴”宇，也可能是我們漢人給他們加上去的。

    早期的歐洲史家和漢學家，對Huns是否就是Hsiung-nu頗存疑慮，就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nu”字，可能就是我們中國“種族主義者”（racist）所玩的花樣。

     匈民族被我們的侵略大将衛青、霍去病、窦憲等人，給“擴張”出去了。

    他們抛棄祖宗廬墓、君父故土，逃難逃到中亞和東歐。

    在那兒，他們又把當地土著“擴張”得七零八落。

    終于在四、五世紀之間把整個歐洲弄得天翻地覆；最後弄出個史無前例的“民族大遷移”（TheGreatMigration）來。

    沒有民族大遷移，哪有中古和現代的歐洲呢？所以曆史家如果說，隻有現代的歐人東侵才具有“史無前例”的影響，那就昧于古史了。

     四、五世紀時歐洲，為什麼鬧得那樣天翻地覆呢？曰：“中國擴張主義”西進之後果也。

    “中國擴張主義”為何物也？威爾斯（H.G.Wells）教授所謂“ChineseImperialism”也。

    所以“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大緻可以說是“同義字”。

    至于十三世紀的蒙古西侵，也可說是“ChineseImperialism”，因斯時的東方政治哲學尚無國際平等之概念（equalityofnations），蒙古人所服膺者仍是儒家傳統之宇宙國家（universalstate）。

    彼以少數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其性質正如滿族之建立清朝，亦天下共主之一朝而已。

     所以現代西方的“帝國主義”，蓋亦起源于近代歐洲的“擴張主義”。

    這一點，任何國家、任何派别的曆史學者，大緻都可完全同意的。

     可是本為中國擴張主義的“受害者”（victims）的歐洲民族，何以于近代，忽然大肆“擴張”起來呢？而近代歐洲擴張主義又是個什麼性質呢？為著一般中文讀者的方便起見，我們最好還是把中西史籍對比著看，将這樁史實，簡單地從頭叙述一遍，再及其他。

     7.2 封建末期的解放運動 筆者于前章曾略言之：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潰，時間上雖相去一千七百餘年，在性質上與形式上則頗為相似。

    中國在封建末季的“戰國時代”，王綱解紐、五霸争雄；結果導緻百家争鳴、諸子蜂起。

    終于孕育出一個學術思想、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生活……等等徹頭徹尾的“解放運動”——它也是我東方文明最光輝燦爛的一段史實。

    可惜這個光輝燦爛的運動，最後竟以最慘痛的“焚書坑儒”的方式結束了。

    自此以後，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将相和儒教聖賢，牽著鼻子，一牽兩千年。

    所以湯恩比大師說，中國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原也是輝煌燦爛的。

    不幸他們于四、五世紀之間，為“民族大遷移”所腰擊，竟被諸蠻族入侵（亦如我國史上的“五胡亂華”），弄得四分五裂。

    可是這些西方蠻族，一面雖毀壞了羅馬文明，另一面卻又自身“羅馬化”——其情亦如我國的五胡漢化。

    值此擾攘期間，那原為羅馬時代旁門左道的“基督教會”乃乘虛而入。

    其情況亦如佛教大盛于我國南北朝之間也。

    經過數百年之混亂，整個歐洲終于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個龐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

    （在東方，佛教便沒有這項福氣了。

    ） 在這個基督世界裡，那些流竄蠻族（今日歐洲白人的祖先）逐漸定居。

    其羅馬化、基督化了的酋長們也就逐漸地落實他們部落的統治而變為（與我國春秋戰國時代類似的）封建諸侯了。

    他們各自霸占土地、豢養農奴、組織莊園，不斷地增進生産以自肥。

    而與他們平行發展的“基督教會”除霸占土地之外，還興辦教育、建築教堂、規範文化、包辦上帝以自尊。

    這樣使形成了他們“政”（state）、“教”（church）兩頭大的“中世紀文明”（medieval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紀文明的本質而言，無封建諸侯與封建生産制，則蠻族社會便無法安定，原始農業便無法增産。

    無教會與上帝，則諸蠻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為宗教、不成其為文化。

    所以封建諸侯與教會司铎在中世紀亦各有其文化任務與曆史功勳。

    雙方配合适度，亦可使庶民樂歲終身飽、兇年得免于死亡。

    安居樂業、弦歌處處，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遺風焉。

    已故吾師中古史權威之艾文斯（AustinP.Evans）教授，總以中古社會生活為人類社會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虛獎。

    君不見馬丁路德乎。

    路氏對教會腐敗，雖恨不得與之偕亡，而對封建諸侯則頗能曲諒，亦自有其卓見也。

     但是曆史畢竟是随時間移動的。

    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封建制、莊園制、基爾特制，雖俱有其曆史任務，然任務完成，時移勢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