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論帝國主義與晚清外患

時勢變而制度不變，它們就成為進化的絆腳石，曆史的反革命了。

    此吾友嚴家其先生于最近神遊羅馬參觀“異端法庭”（InquisitionCourt或HolyOffice）之後，便與其誓不兩立，亦職是之故也。

     中世紀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達于飽和狀态，一個“解放運動”（如中國古代之“百家争鳴、諸子蜂起”）就應運而生了。

    可是中西封建社會之崩潰卻同源而殊途。

    我國的“諸子蜂起”，終以諸子同坑而結束。

    歐洲則因為出不了一個秦始皇，收束不了這個“處士橫議”的局面，因此現代歐洲為反抗“政”、“教”兩大桎梏的“解放運動”就像一窠蜂子，向四處爆炸了。

    其出現方式如“宗教改革”、“商業革命”、“方言文學”、違反教義的科技探讨、規複原本為基督徒所不悅的“羅馬法”之研究與施行等等……總之一個廣義的“文藝複興運動”，乃如野火之燎原，一發而不可收拾。

    歐洲的天地太小了，它們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燒遍五大洲。

    它們結束了歐洲的“大黑暗時代”，便把人類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現代”。

    因此一部三百年的“現代世界通史”，就變成一部“歐洲的擴張主義”的曆史了。

     7.3 “擴張主義”的“兩面性” 所以現代歐洲的向外擴張是有其善惡的兩面性。

    其“善”的一面，則籠罩由西歐開始的“現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aspects）的向外傳播。

    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為“德先生”（民主和相關的觀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賽先生”（科學）了。

     而“擴張主義”的“惡”的一面，則是歐西白種民族國家利用其先進科技成果，向落後地區奸擄焚殺，作其赤裸裸的掠奪、侵略和侮辱。

     因此，這一現代的歐西擴張主義，其“善”的一面的博播，雖非其原來的“動機”，然其“結果”則不無可取。

    例如上文所舉有關我們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

    無“西風東漸”，讓我們“洋化”一番，我們早起不刷牙、豈不難過乎哉？這一點我們就要拜侵略者之賜了。

     可是這一類“原本無心”的“牙刷主義”的傳播，終抵不掉他們那“存心作惡”的炮打火燒、走私販毒、“華人與狗”等等罪惡行為。

    這“惡”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Colonialism）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讨論那些來自西方，本質上大同小異的什麼“擴張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那我們就得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我們如隻為感情所驅使，而把“帝國主義”看成近代中國的“萬惡之源”，這多少也有乖史實。

    因為它在槍杆、鴉片之外也還有些好東西。

    君不見，我們今天搞得轟轟烈烈的什麼民主、人權、婦女解放……等等，不都與“帝國主義”同船光臨的嗎？否則我們還不是在搞那個倒楣的“三從……（原書缺第171頁） 其縱深蛻變的程序的。

    此一時可作其大惡，彼一時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幹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論，或以偏概全也。

     現代西方帝國主義之通性為何呢？簡單地說來，則是：濫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擇手段，絕情寡義。

    這條通例可以說是自一四九三年西、葡兩國經教皇敕令（PapalEdict）中分地球開始，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為止，通用于四百五十餘年之間所有的帝國主義而不會有太大的偏差。

     在十五、六世紀之間，西葡兩國開始向海外擴張時，就是濫用暴力、追求暴利的。

    當時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

    西班牙人為掠奪土人，尋找金銀，曾有“吃人肉”的可怕紀錄。

    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綁架土生黑人，販賣為奴。

    其行為又豈止“絕情寡義”而已哉？迨達伽馬（VascodaGamma）于一四九七年繞過好望角，直航印度兩年後歸來，獲暴利六十倍，真是羨煞西歐朝野。

     西、葡兩國是西歐擴張主義的始作俑者。

    但是地球畢竟太大，兩邦實在太小。

    兩國向相反方向發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終于一五二一年由麥哲倫之繞地球航行而會師于東南亞時，已負荷太重。

    其後當地土著及東南亞華僑，雖受禍彌深——一六〇二年西班牙人曾于菲律賓之大侖山（SanPablodelMonte）一舉屠殺華僑兩萬四千餘人；一六三一年于加拉巴（Calamba）再殺我華裔兩萬有奇——然其對中國大陸本土則始終末敢過分觊觎。

    葡萄牙人雖于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潛入澳門建小貨棧，并于台澎外海瞻望寶島而驚其“福爾摩莎”（Formosa，葡語“秀美”也）。

    然限于國力，亦無法強占。

     迨荷蘭人于一六〇二年（明萬曆三十年）組織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EastIndiaCompany）同“東印度群島”（今之印尼）發展時，曾一度乘機占領台灣之一角，然終于一六六〇年（清順治十七年）為鄭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一二個海權小邦，雖曾于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把整個東南亞（亦多為中國之舊藩屬）弄得天翻地覆、海嘯山崩，但是他們卻始終未敢侵掠中國大陸，因此我大陸上明清兩朝自鄭和七航（一四〇五～一四三三）收帆之後，便龜縮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覺。

    對大門之外的西洋海盜，毫無所知，亦未加聞問。

    如西班牙所操縱，以華裔海員為基礎，獨占亞美兩洲的太平洋直達航運二百五十年之“馬尼拉郵船”（MalilaGalleon，1565～1815），我國官書竟無片紙記錄，酣睡之沉，亦可驚矣！ 我國明清兩代朝野，黃粱一夢四百年（一四三三～一八三九），迨鴉片成患，西來毒販欺人，一覺醒來，已景物全非矣！ 7.4 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毒枭” 若論歐西各國東向擴張之先後，英國實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國卻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時制宜、随機應變，不拘一格、花樣繁多而後來居上的帝國主義。

    事實上，一部晚清中國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

    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國則英之尾闾也。

     英人作有計畫之東侵蓋始于一六〇〇年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IndiaCompany,England）之創立。

    該公司為一私營之商業組織。

    然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窩裡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該公司擁有政治權力與英國之國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擴張。

    其第一目标蓋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Empire，或譯蒙兀兒王朝、莫卧兒王朝）也。

    蒙古王朝斯時已弱點畢露，治下諸侯林立，内讧不已，乃予英國之東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機。

    其時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強。

    然兩雄相争，法人終非敵手。

    筆者今猶憶及數十年前在大陸上初中時，老師教世界曆史課，曾大談“英國小将克乃武（RobertClive）大敗法國老帥杜普雷（Dupleix）”之曆史故事；有聲有色，至今不忘。

    杜普雷于一七五七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

    印度乃為英國所獨吞，一吞二百年，至二次大戰後始恢複獨立。

     英人東侵之第二主要目标厥為中國。

    然其時正值我國乾隆盛世。

    中央權力方濃，沿海諸省亦無懈可擊。

    中英交往乃限于國際間之貿易。

    唯英國此時尚處于工業革命前期，鐘表、呢絨等少數制造品之外，無太多商品足資供應，而我國之絲、茶、瓷器則可無限外銷。

    因此中英貿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憑金銀硬币，以為挹注。

     不幸我國之“順差”貿易，不數稔便迅速逆轉。

    至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東印度公司取得鴉片專賣權（monopoly）之後，我國順差瞬即變為逆差，以至一瀉如注，不可收拾。

     鴉片原産于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為最佳最夥。

    明季列為藩屬“貢品”。

    蓋鴉片原為極有效之藥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見“竹管啖煙”之陋習，蓋亦傳自海外，鴉片遂成為毒品矣。

     順康之間（一六四四～一七二二）滿族入主未久，朝氣蓬勃；而中土于大亂之後，人口大減，物阜民殷。

    政府亦能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北京；朝廷政令頗能一竿到底。

    煙毒初現，政府即申嚴禁之令，故亦不足為大患。

    不期嘉道之際（一七九六～一八五〇），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周期将屆，朝政不綱，地方官吏之貪污腐化尤不可遏，鴉片禁令乃漸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則為大英帝國挾其吞噬印度之餘威，官商一體，揖帆東來，載其印度之高級鴉片，在我沿海作武裝走私。

    其囤集走私鴉片之趸船，有時竟泊于廣州城郊之黃埔！“濫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為甚。

    年前筆者遊黃埔，導遊者告訴我：“此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黃埔軍官學校’之故址也。

    ”我也告訴他“比軍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國人走私販毒，鴉片堆棧之故址也。

    ”導遊愕然。

     近年來曾有中西曆史學家，堅持“鴉片戰争非為鴉片而戰”之學說。

    他們認為“鴉片”隻是一種商品，由英商運抵南中國外海伶汀洋中之小島。

    其銷行中國内地則全由中國本身極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運之，非英人之責任也。

    此一學說，真是曆史學界的奇談怪論。

     筆者定居紐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