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論“轉型期”與“啟蒙後”

人類是動物之一種。

     按“社會行為”來分類，則動物又可分為群居動物和非群居動物兩大類。

     像黃蜂、螞蟻、鴻雁、企鵝、鴿子、海狗，乃至馬牛羊和狼犬等等皆為群居。

    它們必須生活在一起。

    個體是不願離群獨居的，除非是被迫被誘而失去了自由意志。

     至于其他動物如獅虎、豹子、熊貓，乃至鹞鷹和龜鳌等等，則是非群居動物。

    它們多半是單幹戶，除交配之外，是各不相顧的。

    這是現代動物學上，研究“動物社會行為”所發現的很有趣而不易理解的現象。

     人類則是屬于前一類的群居動物。

    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個人是可以真正地離群索居的。

     既然群居，則群居動物就分群而居。

    這在初民的社會生活上，便叫做部落生活。

     8.1 初民部落生活的特征 但是人類畢竟是“萬物之靈”。

    他靈的地方是他會利用經驗來改善生活。

    生活的改善也不隻是個體，它也包括整個的部落。

    所以在初民的部落之間，他們也就有優劣強弱之分。

     再者人類也是群居動物中，在社會行為上比較下流，可能也是最下流的一種。

    他們殘酷自私、好殺好戰好貨，也無限制的好色。

    他們不但個體之間如此；團體之間也是如此。

    不但人獸之間如此，人人之間也是如此。

    不但異族之間如此；同族之間也是如此。

    原始宗教勸民為善，也是勸人如此行為的。

     因此現代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都發現，初民之間的部落戰争是打不完的。

    部落之間不但沒有和平共存的習慣，也沒有和平共存的觀念。

    強淩弱、衆暴寡，是他們價值觀念的基礎，也是生存方式最重要的一部分。

    戰争既然打不完，則彼此之間就必有勝負之分。

    有勝負之分，也就有了統治與被統治之别。

    這樣發展下去就發生了不同型類的奴隸制度；再進一步，不同型類的封建制度，也就出現了。

     以上是初民社會中所發生的大同小異的現象。

    因為人總歸都是群居動物之一種。

    人的“社會行為”是有其通性的，所以他們早期的社會生活方式，是有其類似之處。

     但是人畢竟是“異于禽獸”。

    在他經驗累積愈多愈複雜的長期過程中，“性相近、習相遠”，由于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之不同，他們的社會發展起來也就漸漸的南轅北轍，不是一個模式所能概括得了的了。

     8.2 “國家強于社會”的東方模式之形成 試看我國古代社會的形式與發展，就有其特殊的模式，為其他文明所未嘗有。

     我國在西周時代所形成的封建制，便是那個蒙古族中，武力較強、人口較多的姬姓部落以武力強加于其他落後部落的結果。

    文武周公強迫這些小部落奉周室正朔，服從周室規定的封建等級，向姬姓王室服兵役、勞役、貢獻财貨，甚或去掉其原有酋長，改奉“姬姓諸侯”為本部落的領導。

    ——總之它是以半獨立部落主義，作為當時政治社會的基層結構的。

    但是這個結構曆時數百年，經千萬場部落戰争，彼此兼并的結果，到戰國時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五六）就無法積蓄了。

    迨秦始皇削平群雄，把東亞大陸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這種以部落主義為基礎的封建制度，就徹底崩潰了。

     為著适應新時代的新需要，秦人乃根據他們原有的比較有效、更有進步意義的“秦制度”，從事一個全國性的改革開放和變法改制。

    這就是我們中小學曆史教科書上所說的“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了。

    前者是政洽改制，後者是經濟開放，化公為私，根據供需規律，提高農業生産。

     這是我們中國——不是，是我們東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大奠基；也是我們東方民族，第一次社會生活的大“轉型”——從一個高等群居動物的“部落主義”（tribalism），轉上一個以自由農業生産為主的經濟制度；和中央集權，而以高度科學化的文官制度為骨幹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宇宙帝國（universal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這個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它繼續不斷的統一了千百個還生活在部落主義方式下的“少數民族”。

    把他們通統納入一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混合民族“大熔爐”中，去稱兄道弟，共拜祖宗；同其安樂，也共其患難。

    各民族之間的畛域終于漸次消滅，而至于天衣無縫。

     這項諸民族不斷融合，文化不斷成長，而生活方式和政治經濟制度卻一成不變的觀念與實踐，竟曆兩千年而未稍衰。

    兩百多年前雍正皇帝對西南少數民族實行“改土歸流”，還不是“廢封建、立郡縣”的延續？兩周之前，台灣剛選出的六位“山胞立法委員”，不也是這項民族融合的最新事例？ 民國初年在“五色國旗”——每色代表一族——之下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反對“五族共和”這個概念，就是因為這個概念不符史實。

    縱然時至今日，中國境内還有“少數民族”五十個以上，則秦漢時代的數目不是十倍百倍而有餘？“五族共和”哪能概括得了呢？ 所以“中國”不是像英法德義或愛爾蘭、烏克蘭那樣單純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

    “漢人”（洋人口中的Chinese）也不專指某一特定民族。

    “漢”原是個地理名詞，後來發展成一個朝代的名稱而已。

    正如“亞美利加”原是一個人的名字，後來變成西半球兩個大陸的名字；最後竟變為擁有數百種民族的“美國人”（Americans）所專用的共名。

    當年東亞大陸上的“漢人”正和今日北美大陸上的“美國人”一樣，它并不代表某個特定的民族；它是千百種民族大融合之後的一個共名。

    隻因融合日久，它終于使用一種共同語文，形成了今日所謂“漢語民族”。

    正如二次大戰前後，那位十分自豪的邱吉爾所強調的“英語人民”（English-speakingpeople）一樣，是個“書同文”的文化現象。

    隻是到目前為止，那些黑白分明的“英語人民”，還沒有真正地融合成一個“英語民族”罷了。

     我的老朋友張綏教授最近證明今日中國境内并沒有個“猶太民族”。

    但是張教授也不否認猶太民族早日移民中國的曆史。

    隻是時曆千年，猶太民族己與漢語民族融合得天衣無縫罷了。

    ——這可能是三千年猶太移民史中極少有的例外。

    在一般情況之下，猶太人是絕少為土著民族所同化的。

    不過秦陵兵馬俑不早就說明，遠在兩千年前，我們的國防軍已經是一支不同民族的混合部隊了嗎？ 因此在兩千年前，由漢語民族所推動的那一次社會“轉型”運勤，原是一種自發性的、起自社會内部，而具有世界規模的社會模式大轉型。

    推動這一轉型的主觀、客觀、必然和偶然的千百種基因，是說不盡的。

    它和發生在西歐、北非、中東、南亞，結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會的轉型程序一樣，不是起于某一單純的社會，或某種特殊的基因，而單線發展出來的一種所謂“曆史的必然”。

     更具體一點的說，這次東方民族社會的大轉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紀中葉的“商鞅變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紀末由漢武帝所落實的“鹽鐵專賣”。

    由這次轉型，從封建社會轉變到“國家強于社會”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國”，其後竟變成一種“定型”。

    一延兩千餘年，沒有發生基本上的改變！——在這兩千餘年中，朝代興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産升降、商業脹縮……千變萬化，更是說不勝說。

    但是換人不換馬，運行于這個定型之中的政治經濟的組織原則，社會各階層成員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識分子的思維邏輯、倫理與價值觀念的社會基礎等等，卻穩如泰山，絲毫未動。

    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則社會的上層建築縱有劇烈的變動，也萬變不離其宗。

     8.3 從“千年不變”到“十年一變” 再把範圍縮小來說。

    那約束人民社會行為的“三綱五常”，不但絲毫未動，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習俗、“守孝三年”的喪葬舊禮、“三考取士”的科舉考試、之乎也者的晦澀文言、五言七言的舊體詩歌、載歌載舞的表演藝術、水墨為主的傳統國畫、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腳纏足，哪一項不是千年不變呢？ 生活方式不變，并不是說社會沒有進步。

    其實兩千年來，就科技發展來說，至少有一千年是“東風壓倒西風”的。

    中國的“四大發明”不用說了，就是内外科醫術、制瓷、缫絲、造船等，直至現代前期，中國都是領先世界的。

    但是科技之進步與生活方式之變化是互為表裡的。

    從常理推測，或根據白種民族的曆史經驗，則科技進化必然會導緻生産力的遞增；生産力的不斷上漲，勢必要引起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動。

    從而産生出“資本主義”。

    但是在那國家強于社會的傳統中國裡，這種社會自然進化的力量，卻克服不了本社會中已經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會惰性。

    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進生産力方面的發展。

    相反的，它卻發生了抑制生産力的反作用，而遷就其一成不變的傳統生活方式。

     換言之，人工制造的社會惰性，為自然發展的社會生産力設限；自然發展的社會生産力有了極限，則生産力就不能促進社會本身作性質上的變化。

    如此一來，則社會發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轉，兩千年不變。

    資本主義也就永遠出不來了。

     但是話說回頭，“不變”又有什麼不好呢？因此我們的哲學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沒有覺得不變有什麼不好。

    相反的，大家對現狀不滿，卻認為是今不如古，變壞了的結果。

    把烏托邦、理想國，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大家就裡應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東方文化的體系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