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論“轉型期”與“啟蒙後”

入這場浩劫，竟能幸存。

    套句四川話，也應該自慶“命大”了。

     8.8 “定型”和帝國主義的關系 但是我們社會這個“第二次轉型”，要轉出個什麼樣的“定型”來呢？ 那樣我們就得搜搜那些壓迫我們轉型的西方帝國主義的老根。

    筆者不學，不想效颦先賢再寫一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隻是數十年來在多民族的大學課室裡所說的話，而為各民族青年所能欣然接受者，再以漢語簡述之，以就教于海内賢達耳。

     原來也以部落生活為基礎的古代白人社會，最初在羅馬共和，尤其是與我們東漢同時的羅馬帝國的幅員之下，也有逐漸統一的趨勢。

    不幸羅馬帝國本身就始終沒有擺脫部落的傳統。

    西羅馬帝國便是内亡于藩鎮跋扈；外亡于蠻族入侵。

    西羅馬既亡，西歐為蠻族（今英法德義人之祖宗）所盤踞，而此諸多蠻族雖終為天主教廷所統一，在精神生活上漸漸趨向于“行同倫”，但在政治組織上卻四分五裂。

    直至九世紀以後，這些原始部落始逐漸進入略同于我國春秋時代的封建制。

    由封建時代他們也很快的進入一個相互兼并的戰國時代。

    由于國際間的激烈競争、生産力之不斷增長，和中小城市之迅速出現，他們在戰國末期也出現了“諸子蜂起、百家争鳴”的現象，這在西洋史上便叫做“文藝複興”（一三〇〇～一六〇〇）了。

     凡此種種，中古的歐洲和先秦的中國，在社會發展的程序上，都有其維妙維肖的相似之處；隻是西歐較東亞要晚了一千五百餘年就是了。

     可是在“封建後”（post-feudalism）的發展中，東西雙方就完全南轅北轍了。

    在東方，我們形成了一個“國家強于社會”的大帝國。

    在這個模式裡我們迂回了兩千餘年，未能突破，已如上述。

    在封建後的歐洲則出現了無數個“民族國家”——燕趙韓魏齊楚秦平等競争的局面，而他們的民族王國之間，卻始終出不了一個秦始皇來削平群雄、統一歐洲。

     就在這諸多民族國家競争最激烈的時候，他們的航海技術也有了迅速的突破，使達伽馬于一四九八年繞過了好望角直航印度，打開對東南亞的通路。

    哥倫布于一四九二年也發現了美洲。

    不旋踵之間，原先那些不見經傳的歐洲海盜小國，一個個都變成向海外無限殖民、無限掠奪的大殖民帝國，吸血吮髓的赤裸裸的帝國主義。

     亞非拉的無限财寶，無限的良田沃壤，迅速的養肥了歐洲，刺激了生産，引起了工業革命，壯大了城市，也培養了迅速成長的城市中産階級。

    它對上要架空王室、排斥教會、奪取政權、解放思想、争取自由。

    對中層的自己夥件，則要搞民主法治、公平競争、按理出牌。

    對下層工農，則恩威兼施、禁止造反。

    ……迅速地一個“社會強于國家”的模式，便在西歐各國出現了。

    資本主義也就随之而來。

    以此為基礎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宇宙觀，也就囊括了世界。

    凡與這一宇宙觀抵觸的一切事事物物，不是“野蠻”（barbarian），就是“異端”（heresy或paganism）。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

    在這場疾風暴雨之下，這個地球就是“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expansionism）的天下了。

     也就在這場疾風暴雨之下，古老中國的大門被英國的鴉片毒販所沖開。

    那宗老弱無力而昏聩自大的“漢族中心主義”，就和來勢洶洶而新興的“歐洲中心主義”短兵相接了。

     8.9 向“歐洲中心主義”逐步讓位 衆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一經接觸，我們那經曆兩千年無勁敵的“漢族中心主義”就被摧枯拉朽了。

    因此一八四二年以後的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的不斷讓位史。

    ——也就是由傳統中國的社會模式，向現代歐洲的社會模式讓位的“轉型史”。

     有許多現代史家，為顧全我民族的尊嚴（其實隻是面子），乃把這段曆史美其名曰“中國現代化運動史”。

    其實“五四”以前的中國現代化運動與西化運動本是一個銅元的兩面。

    “西化”就是“現代化”啊！ 在這曆時八十年的“西化”過程中，我們首先向西方讓位的是以“船炮”開始的科技西化。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六）所說的“師夷之長技”之謂也。

    在這項科技現代化的過程中，做得最起勁，工作最有成績，失敗也最慘的，要算是李鴻章（一八二二～一九〇一）和他的“北洋海軍”了。

     可是縱在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務、有學識、有眼光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看出科技現代化而沒有政治現代化相配合是徒勞無功的。

    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

    但是張之洞畢竟是個做事謹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

    他雖早已看出“西藝（科技）非要、西政為要”，他卻不願挺身而出，大力謀求政治改革。

    可是比張小二十一歲的康有為遠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顧一切，直接向皇帝寫信，呼籲變法改制了。

     早年的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雖然也是個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變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經看出舊瓶不能裝新酒。

    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驅除鞑虜、建立民國”，推翻滿清專制，徹頭徹尾，重新來過。

     在清末這三位政改專家是一個比一個激烈的；一個比一個徹底的。

    也可說是“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讓步，愈讓愈多。

    到孫中山名下，簡直就變成政治制度全盤西化，徹底轉型了。

     但是他們三位先哲卻拖著一條共同的尾巴——他們都不願和這個古老的“漢族中心主義”一刀兩斷；而偏要婆婆媽媽地來個藕斷絲連。

     張之洞搞的是“中學為體”，不必談了。

    康有為鼓吹的分明是個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他卻偏要搬出傳統的“今文經學”作陪襯，以表示他所緻力的“變法改制”，是“為往聖繼絕學”，不是以夷變夏。

     孫中山本是領導我們搞政治全盤西化的華盛頓，但是他老來也偏要自認是“承繼文武周公的道統”。

    什麼是文武周公的道統呢？三綱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貴賤有别？士農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這樣承繼下去，哪還有什麼“民國”呢？ 凡此并不是表示我們老一輩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徹底。

    天下并沒有什麼“徹底的思想家”；甚至沒個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

    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們都是他們自己時代的發言人。

    在上述三位老輩的時代裡，我們的社會，我們“漢族中心主義”的宇宙觀，對西方模式的讓步還沒有讓到最後階段。

    衰勢文化對優勢文化的讓步，原是步步為營的，能不讓就不讓。

    它不被逼到山窮水盡、渣滓全銷、無懈可擊之時，它這個“對立面”隻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兒。

    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彈的。

     8.10 “對立”、“統一”和“階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爾和恩格斯辯證法上的術語，一個“正”（統一，thesis）向一個“反”（對立面，antithesis）加壓力，這個“反”隻有到無懈可擊之時，它才能發出有效的反彈，與“正”重行組合以産生一個“新的統一”（合，synthesis）來。

     再舉個最具體的例子。

    在清末提倡西學最為激進的思想家康有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

    有妻有妾在“漢族中心主義”和孔孟道統之中，都是名正言順的。

    但是在一個優勢文化的“歐洲中心主義”挑戰之下，這位新人物就是個行同禽獸的異端和蠻族了。

    孫中山後來便在這項西俗挑戰之下讓步到底。

    也隻有讓步到底，我們今日才能向愛滋橫行的西方社會，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彈，而再來個東風壓倒西風。

    ——此是後話。

     所以過去一百五十年我國的社會轉型運動——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它都顯示出清晰的“階段性”，它從科技改革開始，進步到政治體制的改制；再從君主立憲的構想，通過“辛亥革命”落實到議會政府的實習。

    每一階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進步（也可說是對“歐洲中心主義”作更多更大的讓步）。

    當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覺到“民國不如大清”。

     不過這些十年一變的小階段都是過渡性的。

    既然是遇渡性的，沒有永恒或較長時期存在的屬性，則每一階段的發展就必然以失敗結束。

    這也就說明了近一百五十年來，我國出了無數個“失敗英雄”的基本原因。

    但是這種帶有明顯階段性和進步性的失敗，也正是成為引發和推動次一階段發展的基因。

    如此生生不息，一階段一階段地向前推移。

    窮則變、變則通，終于推入其“最後階段”，百川彙海，發展出一個百年，甚或千年不變的“定型”來。

    隻有在那個“雖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後，中國文明才能恢複它已失去的“優勢”；才能有效地向現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彈”，而推動全人類的曆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ThePostWesternEra）。

     筆者作此妄語，是否是“國學大師”式的自豪自信，認為中國文明是世界之最哉？非也。

    隻是我們東方社會這次“轉型”己轉了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年的經驗已替我們累積足夠的數據（data）。

    就根據既有的數據，把“過去”看清楚，一個社會科學家不需有太多的“數學矩陣分析”（mathematicmatricalanalysis）的訓練，也可據以推算“未來”，用不著像陳抟（？～九八九）、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那樣去尋找超自然的象數了。

     8.11 從全盤西化到如何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