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論“轉型期”與“啟蒙後”

要言之，我國近一百五十年的“西化”（現代化）過程裡，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應該是個分水嶺。

    五四之前我們的現代化運動的重點是“漢族中心主義”向“歐洲中心主義”被迫讓位的問題。

    迨“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我們這個“讓位”過程已在文化上一讓到底——是所謂“打倒孔家店”也；是所謂“全盤西化”也。

    所以五四之後，已經不是應否西化的問題，而是如何西化和選擇那樣西化的問題了。

    “新文化運動”原是個“啟蒙運動”，則繼之而來的便是“啟蒙後”的問題了。

     “全盤西化”之初次提出是驚世駭俗、全國嘩然的，但是它也是勢如破竹，當者披靡。

    讀者今日可能尚有不服的。

    但是閣下與我都不妨對鏡自窺，你我除掉黑眼球、黃皮膚之外，我們上自網球帽，分裝發；下及洋襪、皮鞋，我們身上還有哪一點沒有“西化”？西化原是個生活方式。

    試問我們自早晨起床，刷牙漱口，上班上學，到晚上看電視、穿睡衣上床；除掉拿筷子吃飯之外，我們的傳統生活方式，還剩下幾兩？西化是個價值觀念，是一種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

    讀者試思，我們從九年國教到四年大學，我們學了一身本領，有幾項本領是來自傳統國故？有幾項不是來自西方？我們連中國語文的教學，都徹底西化了。

     朋友，吾日三省吾身——我們的生活和思想，至今還有幾項沒有西化？嗚呼哀哉，我們都早已“全盤西化”了。

    隻是其來者漸，我們都不知不覺罷了——這種全盤西化的過程，隻是五四以後的一代，才心服口服的啊！但是站在五四這個分水嶺上，左手承先、右手啟後來推動這項全盤西化的“啟蒙大師”，我們就不能不公推胡适為首了。

     8.12 胡适的兩大“突破”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這一階段中的貢獻，蓋可歸納之為兩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漢族中心主義”中所制造的瓶頸，而使“獨崇儒術”恢複到先秦時代，群經與諸子平等的地位。

    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後，二千年來“被扭轉的曆史再扭轉過來”。

    是一種文藝複古、文藝複原的文化運動。

    須知歐洲“文藝複興”（Renaissance）的原義就是文藝沖開中世紀教會所制造的枷鎖，而複希臘羅馬之古啊！不破不立。

    現代的歐洲文明之崛起，“文藝複興”實在是第一炮。

    胡适所領導的“中國文藝複興”（TheChineseRenaissance），高唱“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在現代中國所發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适更進而突破了“漢族中心主義”這項自我束縛的民族文化的瓶頸，而代之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宇宙觀。

    要中國民族文化的領導地位幹脆讓給洋人，以夷變夏。

    這是一樁放開小我，提高理智，極其大膽的“啟蒙運動”（The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發自十八世紀巴黎的歐洲啟蒙運動之延續。

    歐洲的啟蒙運動是文藝複興末期，科學知識大躍進的結果。

    在新興的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和人類學）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權威，整個動搖了。

     可是上帝是今日所謂“西方文明”的總根；是白種民族安身立命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源泉。

    上帝一旦不見了，則整個社會都要惶惶如喪家之狗，如何得了呢？所以他們在十八世紀這個所謂“理智時代”（TheAgeofReason），要把上帝、大自然和人類文明中新近才被解放出來的“理智”（reason）作個适當時安排。

    三造和平共存，相安無事，一個史無前例、光彩輝煌的近代西方文明，就在曆史上出現了。

     胡适所領導的中國啟蒙運動，也正是如此。

    它不是受科學發展的影響，而是受西方優勢文明挑戰的結果。

    在占絕對優勢的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那至高無上的孔老夫子的權威，也整個動搖了。

     孔二先生那個孔家老店，搞壟斷貿易，已搞了兩千多年，把我們消費者壓慘了，所以胡适要率領紅衛兵“打倒孔家店”。

    朋友，你縱使是國學大師，你說孔家店不該打倒？你縱是神學大師，在新興的“進化論”的科學論證之前，你還要堅持“人是上帝造的”？ 不破不立。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不把孔家店打個稀巴爛，新的思想便無法生根。

    新的西方學理，就引不進來。

     “胡老師，本位文化真的就一無是處？”他的不疑處有疑的學生不免要懷疑一下。

     “哪個民族，能丢得掉他們的本位文化？” 真的，十八世紀的歐洲丢不掉“上帝”；二十世紀的中國能丢掉孔子？把孔家老店要不顧一切徹底的破壞掉？孫中山不也說過“破壞難于建設”嗎？打倒孔家店，隻是個反托拉斯的運動，并不是要毀滅孔子。

     果然，舊文化、舊思想，落荒而去。

     新文化、新思想，就随著新的文化傳播工具（語體文）排山倒海而來！ 去歲餘訪沈陽“帥府”，見壁上鬥大金字，歌頌張少帥是“千古功臣”。

    這就是《漢書》上所說的“曲突徙薪者無恩澤；焦頭爛額者為上客”的标準例子了。

    焦頭爛額的張學良，怎能比得上曲突徒薪的胡适之呢？ 若論共産主義在中國之興起，“千古功臣”應該是毛澤東的老師胡适之啊！ 8.13 水清無大魚 可是胡适對他自己在文化發展上所作出的成績，和曆史發展中所負的責任，卻一輩子也未弄清楚。

    他一會兒西化，一會兒現代化，一會兒又是世界化。

    說了數十年，說得不知所雲。

     記得四十年前，餘嘗把大陸上批胡之作，一篇篇地攜往胡氏公寓，燈下與老師共讀之，其樂融融。

    那些批胡之作雖多半都是“打差文章”，但亦不乏真知灼見的傑作。

    那時我尚年輕，遇有可誦者，我即以老師不牽鼻子之矛，以攻老師被牽鼻子之盾，和他認真辯難。

    适之先生為筆者所親炙的最有容忍風度的前輩。

    但是他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的老先生；我們師徒所見亦每有不同，而我學習的态度又十分認真——不被說服，即不願苟同。

    所以有時老師也有幾分惱火。

    他不喜歡一個學生，為一個有真知灼見的批胡者助陣嘛——這也是胡師很可愛而不矯情的地方。

     本來嘛！一位開創宗派和山門的思想家、哲學家和宗教家像孔子、老子、墨子、釋迦、蘇格拉底、耶稣、穆罕默德、馬克思、杜威等等，他們成佛作祖，往往都是無意間得之；甚或出諸百分之百的偶然。

    他們生前也往往不知道自己“一輩子在搞些什麼”？這句話就是适之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夫子自道”。

    老實說，這也是我這位弟子在“夫子自道”中，所發現的百分之百的真理。

     耶稣這個小猶太牧羊仔，生前哪知道他死後合搞出個那麼偉大的宗教來；兩千年後他的生日派對，還那樣風光？穆罕默德根本是個文盲，造反有理，當了皇帝。

    但是他又怎知道他那些文盲之言，後來竟成為穆斯林文化的總根呢？ 以上所說的是宗教。

    再看比宗教更有力量的馬克思。

    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認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今日世界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年老了，動不動就說他要去見馬克思。

    真要見了馬克思，可要當心老馬的拐杖呢！ 總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聖之時者也。

    他們是站在各自時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賢者。

    按照時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來推動或逆轉他存身的社會發展。

    但是他們思想和信仰的成長的程序都是複雜的；他們思想的效驗與影響亦有賴于曆史前進中的長期實證，因此水清無大魚，人類曆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體系都是朦胧難辨的。

    他一旦捐館，弟子信徒和新仇舊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

    因此儒分為八，墨别為三，佛有十宗，回有兩派，耶有百種，馬有千家了。

     胡适這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當他在逐漸向曆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體系、學術貢獻、影響大小、功過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後，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繼胡者，各覓師承，也尋之不盡了。

     8.14 “一國兩制”和“半盤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觀的；都具有強烈的排他性。

    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

    因此他對他自己思想的曆史背景很難有客觀的認識；他對他自己加于将來社會的影響，也絕對不能逆料。

    ——胡适也是如此！ 舉個切實的例子來說吧：胡适言必稱杜威，稱了一輩子，為什麼結果在中國反搞出個列甯來了呢？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釋的地方。

    但卻是我們今日要提出的“啟蒙後”（Post-Enlightenment）的問題了。

     須知我國曆史上第二次社會大轉型（從中世紀的東方農業社會的型态，轉向現代西方工商業的社會型态），實始于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之簽訂。

    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條約〉簽訂後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歐洲又出了個〈共産黨宣言〉（TheComunistManifesto）？ 〈共産黨宣言〉意味著什麼呢？〈共産黨宣言〉的發表是“歐洲中心主義”分裂的開始。

    遠在文藝複興的初年（一三〇〇以後）和宗教改革的高xdx潮（一五二〇），歐洲的文化與思想，區域性已十分顯著。

    在十九世紀中期歐洲中心主義開始分裂時，多少也是按老區域劃線的。

     不幸的是當歐洲文明日趨分裂之時，也正是我們中國西化運動逐漸加深之日。

    結果呢，就在我們決定搞全盤西化之時（一九一九的五四運動），也正是他們徹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