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鼠之間

譚禮士奉命出席的會議于次日早上八點在維多利亞道戈登堂他的辦公室裡召開。

    戈登堂是大英帝國之權威在天津的絕對象征。

    它由之前英軍從古老城牆上拆除下來的深灰色石塊建造而成，名字取自查爾斯·戈登（CharlesGordon）。

    1860年，他從天津出發，與額爾金勳爵[77]進軍北京。

    他們的軍隊最終燒毀了皇家園林圓明園，洗劫了北京。

     随後，戈登率領一支由志願者和雇傭兵拼湊起來的号稱“常勝軍”的隊伍，擊敗太平軍于上海城下。

    清朝統治者保住了政權，感恩戴德地把種種獎賞加在他的頭上。

    他在中國和英國老家聲名遠揚，婦孺皆知，報紙稱他是“中國的戈登”。

    他繼續南征北戰，直至在蘇丹死于馬赫迪[78]的劍下，最終成為大英帝國的不朽英雄。

    “喀土穆[79]的戈登”（GordonofKhartoum）這一名号甚至比“中國的戈登”還要響亮。

     戈登堂是天津英租界行政和權力機關的重要據點，工部局、法院和作為譚禮士大本營的英租界巡捕房總部都設在這裡。

    這棟建築集哥特式城堡和中古堡壘的風格于一身，每扇門上方都有教堂風格的拱頂，巨大的正門則被重重加固以防遭到進攻。

    這道門從未被打開，大家須由側門進入。

    如果天津的形勢對英國不利，戈登堂就會成為英國人的最後防線，陷入重圍的英國人将在此做最後一搏。

    一排老舊的加農炮在樓前一字排開，它們是英國人占領天津後法國人贈送的禮物。

     戈登堂在海河外灘上英國控制的區域裡占據了顯要位置，離英國俱樂部和利順德飯店很近，坐落在位置優越的維多利亞公園[80]正對面。

    這個公園與任何一個英國城鎮裡的市政公園都相差無幾。

    在海河的對岸，老俄國租界與戈登堂遙遙相望。

     那天早上在譚禮士的辦公室出席會議的人，除了阿弗萊克領事和比爾·格林斯萊德外，還有天津文法學校管理委員會的主席E.C.彼得斯（E.C.Peters）、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局長亞瑟·蒂珀（ArthurTippe）和工部局的法律顧問P.H.B.肯特（P.H.B.Kent）。

    這些人堪稱天津最有權勢的外國人，天津英租界裡的事務都由他們拍闆決定。

     瑪麗·麥金泰為大家倒上茶，并把一個文件夾交給阿弗萊克領事。

    她退出房間把門關好。

    直到她敲擊打字機的聲音從門的另一邊傳來，大家才開始說話。

    譚禮士首先發言，想要向與會人員通報調查工作在北平終于有進展了。

    但阿弗萊克突然打斷了他。

    這位領事被激怒時，講話就會帶上利物浦口音。

    他在中國晉升得很慢，最近才在相對高齡的56歲被擢升為領事。

     總督察譚禮士和比爾·格林斯萊德互相交換眼色，後者聳聳肩，表示他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看起來這房間裡隻有他們兩人對這次會議的主題一無所知。

     阿弗萊克開門見山。

    盡管職位很高，但他說話直接，是一位無神論者，而且也從不諱言這一點。

    他的婚姻則頗有争議——他在天津和一位喪夫的英國會計師結了婚，外交部裡那些更傳統的虔誠人士因此不太喜歡他。

    1913年，朱爾典公使就曾把一位與寡婦成婚的男子降職放逐；雖說現在時代不同，但在白廳這種成見一時難改。

    阿弗萊克告訴與會者：今早的會議要讨論天津文法學校校長悉尼·耶茨的事，而且讨論内容要對外保密，所有與會者都要明白這一點。

    天津文法學校的聲譽正處于險境，天津英租界的名望亦然，大不列颠在中國的臉面也概莫能外。

     領事從瑪麗·麥金泰剛才遞給他的那隻馬尼拉紙文件夾中抽出幾張大裁紙發給大家。

    譚禮士注意到文件夾上沒有用任何常見的橡膠印鑒來标明其内容。

    它們是悉尼·耶茨的一份正式警方登記表，上面詳細羅列了他的私人信息——職業、住址、出生日期和地點（1893年，牛津）。

    此外，它還涵蓋了他家人的詳細信息。

    配偶：路易絲·艾薇（LouiseIvy），1895年生于牛津海丁頓（Headington），娘家姓巴恩斯（Barnes）。

    子女：芭芭拉（Barbara），1924年生于牛津。

     悉尼·耶茨是天津英國人圈子裡雷打不動的老成員。

    他曾求學于牛津的彭布羅克學院（PembrokeCollege），後在英格蘭任教，随後又去了非洲，不久後任尼日利亞學校巡視員。

    之後不久，他在仰光擔任教職，然後于1923年來到中國，在天津文法學校任副校長。

    1927年，他被晉升為校長。

     譚禮士對耶茨了解不多。

    學校曾舉辦家長與學生之間的闆球賽，總督察因為偶爾會去湊人頭，在旁觀席上見過他；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