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永難愈合的傷口

多白俄一起去了仰光。

    他們在那裡參軍，加入英國軍隊，在戰鬥中勇往直前。

    似乎比涅茨基在1943年10月的對日戰鬥中亡于緬甸。

    同時，常任秘書多默思于1941年去世，享年62歲。

    去世時他仍然是管理使館界事務公署的常任秘書。

     韓署長的命運不詳。

    在日占初期，他仍在莫理循大街警署任職。

    1938年3月，他受命調查一次針對親日派王克敏[131]的刺殺，最後似乎失寵于北平警察局的傀儡局長。

    盡管坐在車裡的王克敏當時毫發無傷，但他身旁的日本顧問被殺。

    衆所周知，這次刺殺是奉戴笠之命，目的是殺雞儆猴，震懾其他有意投敵之人。

    韓世清沒能發現此案的任何證據，也沒能抓到任何嫌犯來審訊。

    日方懷疑他為國民黨工作。

     倭讷一直認為韓世清收了賄賂，有意将帕梅拉之案的搜查從船闆胡同28号引開。

    可在倭讷面前，韓世清似乎一直決意抓到真兇：他可能篡改了人力車夫的證詞；然而他對28号的保護沒有阻止他把平福爾德和普倫蒂斯帶回警署訊問。

    很多人包括譚禮士都認為他是個能幹的警探。

    1938年，倭讷在大街上與韓署長偶遇，他們草草聊了幾句。

    當時，韓世清為終究沒能為帕梅拉伸張正義而向倭讷道歉。

    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交流。

    倭讷終其一生也未能想明白此人在破案過程中表裡不一的真實原因。

     在1939年的天津事件後，總督察譚禮士發現自己走到了聚光燈下。

    1941年12月7日，日軍突襲珍珠港；倫敦馬上宣戰，站到美國一邊。

    12月8日一早，日軍在譚禮士家中将其逮捕，然後把他帶到維多利亞道的巡捕房，勒令他交出辦公室的鑰匙。

    日本人在天津全城圍捕他的同事，把他們羁押在戈登堂，和英國高級外交官、工部局官員和軍事人員關在一起。

     譚禮士後來被軟禁在家，被迫每天向日軍彙報動向。

    12月20日，日本人正式剝下其警服，通知他他已被罷職，然後繼續将其軟禁在家。

    他被關在位于香港道的家中，獨坐愁城，而他的妻兒早已于1939年回到英國，當時局勢尚未惡化。

     1942年5月4日，譚禮士再次被抓入了日本憲兵隊總部以可怕著稱的監獄。

    他被單獨拘禁了九十四天，他們禁止他與其他獄友交流。

    身高六英尺多的譚禮士被鎖在一個十二英尺見方的木籠子裡，裡面除了簡易廁所外沒有其他家具。

    他隻能在籠子周圍其他囚犯的衆目睽睽之下如廁。

    敵人不許他梳洗刷牙，隻給他幹面包和水作為三餐；面包和水甚至是分開給的，使他不能用水泡軟面包來使之更易下咽。

    每天他隻能得到十分鐘“鍛煉身體”的機會。

     敵人定期拷問他，每次拷問時間都很長，他被反複問及同樣的問題。

    在沒被拷打時，木籠裡那隻光秃秃的燈泡從早到晚都亮着，使他無法入睡。

    許多囚犯也受到了同樣的折磨。

    他的籠子被安置在主要刑訊室旁，好讓他能随時聽到其他犯人受折磨時的慘叫。

     1942年7月，氣溫飙升到三十七度以上的日子持續了數周。

    譚禮士胡子拉碴，渾身污穢，身上爬滿虱子。

    他的這個樣子被拍攝下來，發表在一本日本人出的書上，書名叫《當地罪犯寫真》。

    他和老部下比爾·格林斯萊德一度從監獄裡被拉出來，戴上沉重的鐐铐，遍體肮髒地站在一輛平闆卡車上。

    随後日本人開車帶他們滿天津遊街示衆，以凸顯日本人的“優越性”。

    中國民衆停下腳步，沉默地圍觀這兩位知名人士受辱。

     譚禮士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他對此提出抗議，堅稱自己是無辜的。

    雖然被一再拷問，他仍拒不認罪，拒不出賣前同事，就算在籠子裡被餓了數周也決不松口。

    最後他被迫在一份供詞上簽字。

    這份供詞是日文的，而且沒人為他翻譯。

     8月初，在瑞士駐天津領事的幫助下，譚禮士被釋放并被遣送回國。

    他當時身體極其虛弱。

    他被帶上上海的一艘擁擠的撤離船，它将要啟程前往葡屬東非的洛倫索馬貴斯（LourenÇoMarq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