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永難愈合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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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他換乘另一艘船回到倫敦，到達時他已虛弱得無法站立，體重減少了三十四磅。

     回到倫敦後，他已經無法服現役，于是被分配到戰時食品部（MinistryofFood）做案頭工作。

    二戰後，他被派至聯合國戰争罪行調查委員會（UnitedNationsWarCrimesCommission），回到遠東從事審判日軍主要人員的工作。

    他手裡的名單上就有那些曾在天津監禁他的人。

     審判結束後，他再次回到英國，離婚又再婚，在西倫敦經營一家叫“丹尼斯”的旅店，裡面有一個活躍的橋牌俱樂部。

    他最後在那片區域經營了數家小酒館，人們經常看到他在諾丁山門（NottingHillGate）附近的切普斯托徽章酒吧（ChepstowArms）喝酒。

    譚禮士于1972年去世，享年75歲。

     讓我們回到北平。

    “惡土”和船闆胡同28号仍然勉力存續。

    即使戰火連天、物資匮乏，這裡仍有皮肉買賣和毒品交易的市場。

    有些外僑棄兒在這裡找到出路，大賺特賺。

    有一段時間，白人社會底層的某些人獲得了日本人的庇護，他們為日本人提供服務，日本人繼續鼓勵向中國人出售毒品的行為。

     但是喬·科瑙夫和托馬斯·傑克似乎悄悄溜走了，曆史上不再有關于他們的記載。

    卡普佐醫生在被倭讷質問後不久就回意大利了。

    意大利當時正與英國開戰，再也沒人聽過他的消息。

    此外，倭讷或他的密探再也沒能找到約翰·奧布萊恩的蹤迹。

    最後傳來的消息說他在上海法租界裡過着窮困潦倒的生活。

    妓女瑪麗和佩吉已去世，算是逃過了日本人的集中營。

    瑪麗死于海洛因吸食過量，佩吉則在哈爾濱一家精神病院裡走到了生命盡頭。

     萊辛斯基夫人和邁克爾·孔西利奧離開上海法租界後，去了日本人控制下的青島，據傳當時萊辛斯基已在彌留階段。

    喬治·戈爾曼曾發表謊話連篇的文章來保護普倫蒂斯，後來他做了《北平時事日報》的編輯，公然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喉舌，直至1943年被遣返回英國。

    依照英國政府1939年出台的《緊急權力法》（EmergencyPowerAct）中的國防法規第18條B款，他一回國就馬上被逮捕入獄了，因為該法規規定應拘留那些有同情納粹之嫌的人。

     白俄陰陽人舒拉逃過了集中營。

    關于他的最後一則消息說他以女性身份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妓院裡。

    從某種意義上說，舒拉是下層社會的一個傳奇。

    根據上海公租界巡捕房掌握的情況，他是1937年初一次重大銀行劫案的嫌犯，也有組織毒品走私，以及讓輕信的白人女子将毒品從日占區運往上海之嫌（這類運送毒品的人被稱為“騾子”）。

    人們還認定他是個大膽的珠寶竊賊，一個慣犯。

    在他漫長的盜竊生涯中，除了在北平一處監獄裡待了幾個月，法律的制裁之手從來就沒能落到他身上。

    盡管曾有傳言說舒拉帶着一筆财富——他盜竊來的珠寶——逃到了香港，但他最終的歸宿就像他的性别一樣，成了未解之謎。

     E.T.C.倭讷一直留在盔甲廠胡同，直到日軍轟炸珍珠港。

    之後他被迫搬進英國公使館的大院。

    半個多世紀前他以見習翻譯的身份第一次來到這裡，這時他卻成了難民。

     随後，所有留在北平的同盟國僑民于1943年3月被日本人圍捕并被趕進集中營，日方官員稱，“這有利于他們的人身安全和生活舒适”[132]。

    然而，那些集中營既不安全也不舒适。

    倭讷和其他人被一起送到北平以南兩百英裡的山東省，被送進日本政府口中的“濰縣民衆集會中心”[133]。

     很多外僑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前往前門的火車站集合，且隻能随身帶一隻手提箱，倭讷不過是其中一員。

    英國人、美國人、澳大利亞人和其他國家的僑民現在都成了賤民。

    他們中有學校教師、生意人和被日本人從閣樓裡拖出來的瘾君子。

    在日本軍方的命令下，他們都坐入了三等車廂。

     在外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