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被迫抗戰

記道：“南京有六百餘學生圍攻外交部，王部長(正廷)受重傷。

    此間(日本)留學生亦有請願回國之集議。

    人情奮激，莫可如何。

    ”(《蔣作賓日記》，頁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記：“文武各學生均來要求回國。

    舌敝唇焦，苦口勸導，終不見聽。

    ”(同書，頁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記：“聞國内學生大鬧，共産黨亦乘機而起，前途未可樂觀。

    ”(同書，頁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記：“南京學生大暴動，搗毀中央黨部及外交部，各處已成無政府現象。

    蔡元培、顧維鈞等均受重傷，蔣介石通電下野。

    ”(同書，頁三九一)如果蔣介石真要北上督戰抗日，群情激憤的學生能不歡欣若狂、一緻擁戴，還需要下野嗎？在廣州的胡漢民等國民黨因抗日而反蔣，蔣若抗日，又何必反蔣？ 然而抗日激情不僅僅見之于年輕學生，穩健持重的國之碩老，如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電呼籲抗日。

    章太炎尤其積極，九一八之後，他并未立即抨擊南京政府，因國難當頭，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蕩下領導抗日，但當他發現此一政府既無抗日的計劃，更無抗日的意願時，他便公開譴責南京政府賣國!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與熊希齡、馬良等于上海組織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并緻電南京當局：如果當局不願或不能抗日，便應下台，由别人來領導抗日。

    章太炎當然知道一旦與日本開仗，中國很可能被打敗，但他認為一個主權國家不能站起來為維護主權而戰，根本不能算是一個國家。

    他雖失望于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卻受到東北義勇軍以及十九路軍抗日的鼓舞，乃不顧衰病之軀，決心到北方一行，當時陸路已經阻塞，遂改由海道經天津到北平。

    他最要見的是張學良，他與學良有舊，想借其個人的影響力促使學良抗日。

    據湯國梨的回憶，學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蔣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

    至此他更深一層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堅不抵抗，對蔣介石亦益為鄙視，故尚在平、津一帶訪問時，即已嚴厲批評政府，同時趁講學之便宣揚愛國精神，鼓勵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蘇州講學，特别表揚“儒行”，标出“行己有恥”之旨，顯然是有現實的政治目的的。

    他要告訴國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國的侵略，是極為可恥的。

    之後，他決心長住蘇州講學。

    這不是退隐，而是要繼承顧炎武講學以救時的傳統。

    同年年底，日軍炮擊山海關，并聲稱熱河為滿洲之一部，以便侵占。

    章太炎憤怒之餘，于一九三三年二月與馬良發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謂滿洲在漢代已為中國之郡，稱為遼東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為中國的領土，而熱河從來不是滿洲之一部，更是中國的領土。

    此一宣言曾寄達日内瓦的國聯，在國内亦傳誦一時，代表當時愛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嚴厲指責蔣介石之無能，以緻繼續喪失國土。

    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繼續“安内”、不願“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戰、國共合作、一緻抗日。

    他不依賴外援，而把抗日的擔子由全國的老百姓負起。

    他在與馬良、沈恩孚共同發表的“三老宣言”中，對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

    中國老百姓已别無選擇，隻有勇敢地站起來抗日。

    馮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個表态抗日者。

    他于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成立了“民衆抗日同盟軍”，誓死保衛察哈爾，并收複失地，馮氏此舉，使章太炎盡釋前嫌，兩人成為好友。

    從最近發現的《章太炎給馮玉祥的五封信》看來，章對馮的抗日決心，推譽有加，把領導抗日的責任冀望于馮将軍。

    但是蔣介石不想抗日，馮玉祥抗得起來嗎？他的單獨行動使蔣介石大為光火，乃于八月間将“同盟軍”給解決了，章太炎立即痛責蔣氏的阻礙抗日。

    那時蔣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認為國難當頭，仍然勇于内戰，已危及民族的生存，這樣的政府早已有負國民所托。

    但從蔣介石的眼光看來，章太炎這一批主張抗日者，不僅破壞對日和談，而且為“匪”宣傳，幫共産黨的忙。

    但章太炎毫不減弱抨擊政府不抗日的聲音。

    于是蔣介石托張繼警告太炎不要再談時事，要他“安心講學，勿議時事”。

    張繼曾與章太炎有金蘭之誼，奉命傳言，結果被老哥訓斥了一頓，指這位老弟要他不說話，“得無效厲王之監謗乎？”他告訴張繼，他的持論已算是厚道的了，“雖明知當局之有陰私，猶不欲訟言斥之。

    ”他又反問張繼：“誰使吾輩為小朝廷之民者？誰使同盟會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張繼讨了沒趣之後，蔣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蘇州送上現款一萬元作為“療疾費”。

    太炎宣布此款作為公用後，繼續逼蔣抗日，蔣介石送錢給他，當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