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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被迫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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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道:“南京有六百餘學生圍攻外交部,王部長(正廷)受重傷。

    此間(日本)留學生亦有請願回國之集議。

    人情奮激,莫可如何。

    ”(《蔣作賓日記》,頁三六三)十月二日又記:“文武各學生均來要求回國。

    舌敝唇焦,苦口勸導,終不見聽。

    ”(同書,頁三六五)十二月八日又記:“聞國内學生大鬧,共産黨亦乘機而起,前途未可樂觀。

    ”(同書,頁三八九)十二月十五日又記:“南京學生大暴動,搗毀中央黨部及外交部,各處已成無政府現象。

    蔡元培、顧維鈞等均受重傷,蔣介石通電下野。

    ”(同書,頁三九一)如果蔣介石真要北上督戰抗日,群情激憤的學生能不歡欣若狂、一緻擁戴,還需要下野嗎?在廣州的胡漢民等國民黨因抗日而反蔣,蔣若抗日,又何必反蔣? 然而抗日激情不僅僅見之于年輕學生,穩健持重的國之碩老,如馬相伯、沈恩孚、章太炎等也一再通電呼籲抗日。

    章太炎尤其積極,九一八之後,他并未立即抨擊南京政府,因國難當頭,他仍然希望政府在民情的激蕩下領導抗日,但當他發現此一政府既無抗日的計劃,更無抗日的意願時,他便公開譴責南京政府賣國!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日,章太炎與熊希齡、馬良等于上海組織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并緻電南京當局:如果當局不願或不能抗日,便應下台,由别人來領導抗日。

    章太炎當然知道一旦與日本開仗,中國很可能被打敗,但他認為一個主權國家不能站起來為維護主權而戰,根本不能算是一個國家。

    他雖失望于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卻受到東北義勇軍以及十九路軍抗日的鼓舞,乃不顧衰病之軀,決心到北方一行,當時陸路已經阻塞,遂改由海道經天津到北平。

    他最要見的是張學良,他與學良有舊,想借其個人的影響力促使學良抗日。

    據湯國梨的回憶,學良在太炎相逼之下,道出奉蔣介石之命不抵抗的隐情。

    至此他更深一層理解到,南京政府之堅不抵抗,對蔣介石亦益為鄙視,故尚在平、津一帶訪問時,即已嚴厲批評政府,同時趁講學之便宣揚愛國精神,鼓勵抗日。

     一九三二年五月,章太炎到蘇州講學,特别表揚“儒行”,标出“行己有恥”之旨,顯然是有現實的政治目的的。

    他要告訴國人、提醒政府,不抵抗外國的侵略,是極為可恥的。

    之後,他決心長住蘇州講學。

    這不是退隐,而是要繼承顧炎武講學以救時的傳統。

    同年年底,日軍炮擊山海關,并聲稱熱河為滿洲之一部,以便侵占。

    章太炎憤怒之餘,于一九三三年二月與馬良發表“二老宣言”,指出所謂滿洲在漢代已為中國之郡,稱為遼東或玄菟,明代更立建州,自為中國的領土,而熱河從來不是滿洲之一部,更是中國的領土。

    此一宣言曾寄達日内瓦的國聯,在國内亦傳誦一時,代表當時愛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承德之失,益增章太炎的怒火,他更嚴厲指責蔣介石之無能,以緻繼續喪失國土。

    他也更了解南京政府繼續“安内”、不願“攘外”的用心,于此力主停止内戰、國共合作、一緻抗日。

    他不依賴外援,而把抗日的擔子由全國的老百姓負起。

    他在與馬良、沈恩孚共同發表的“三老宣言”中,對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

    中國老百姓已别無選擇,隻有勇敢地站起來抗日。

    馮玉祥是南京政府官方人士中,第一個表态抗日者。

    他于一九三三年的五月,成立了“民衆抗日同盟軍”,誓死保衛察哈爾,并收複失地,馮氏此舉,使章太炎盡釋前嫌,兩人成為好友。

    從最近發現的《章太炎給馮玉祥的五封信》看來,章對馮的抗日決心,推譽有加,把領導抗日的責任冀望于馮将軍。

    但是蔣介石不想抗日,馮玉祥抗得起來嗎?他的單獨行動使蔣介石大為光火,乃于八月間将“同盟軍”給解決了,章太炎立即痛責蔣氏的阻礙抗日。

    那時蔣介石仍在江西“剿共”,章太炎認為國難當頭,仍然勇于内戰,已危及民族的生存,這樣的政府早已有負國民所托。

    但從蔣介石的眼光看來,章太炎這一批主張抗日者,不僅破壞對日和談,而且為“匪”宣傳,幫共産黨的忙。

    但章太炎毫不減弱抨擊政府不抗日的聲音。

    于是蔣介石托張繼警告太炎不要再談時事,要他“安心講學,勿議時事”。

    張繼曾與章太炎有金蘭之誼,奉命傳言,結果被老哥訓斥了一頓,指這位老弟要他不說話,“得無效厲王之監謗乎?”他告訴張繼,他的持論已算是厚道的了,“雖明知當局之有陰私,猶不欲訟言斥之。

    ”他又反問張繼:“誰使吾輩為小朝廷之民者?誰使同盟會之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張繼讨了沒趣之後,蔣介石又派丁惟汾到蘇州送上現款一萬元作為“療疾費”。

    太炎宣布此款作為公用後,繼續逼蔣抗日,蔣介石送錢給他,當然是有塞他嘴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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