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被迫抗戰

，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繼續不斷地批評蔣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時呼籲全國團結一緻，準備抗日。

    一二九學運發生後，章太炎全力支援學生，親自打電報給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釋放學生，宋回電給他，保證“和平解決”。

    終于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蔣介石寫了一封信給章太炎，保證相互信賴，庶幾團結一緻共渡難關。

    章太炎于逝世前十日，回了蔣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賴必須基于愛國主義，并指出為了抗日必須容共。

    章氏雖未及親見國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畢竟預見此一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

    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前被手書，屬以其信濟艱之義，勸誘國人，抑言之非難，欲其心悅誠服則難，迩來所以語河北者，獨雲保愛令名，勿入陷阱而已。

    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東人非始終可保，必不輕于依附。

    至于小小委蛇，如晉張軌之在涼州，非不與劉、石酬酢也，而領土必不肯棄，名号必不肯更，則所以自守者固在。

    一聞勸勵，當必有努力增倍者矣。

    若欲其殺敵緻果，為國犧牲，此在樞府應之以實，固非可以口舌緻也。

    頃者，東方于津、沽等處，又增兵矣。

    觀其用意，亦隻以武力脅迫，欲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則猶未也。

    然勢之所激，往往有出慮外者，樞府雖以剿匪諸師進駐晉南，陰為犄角，一旦有急，則未知河北之意，果願其入境否也？鄙意應之以實，本無他慮，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據之以興背證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東，以堅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遺棄也，能以一部應戰固善，不能獨戰，則必有濟師之請，而晉南諸師，可與并力矣。

    為今日保全華北計，唯有如此。

    若以河北難守，而但南抗黃河，河流既長，處處可以竊渡，幸遇水潦漲盛，容可暫安，水涸則必無以阻敵矣。

    抑鄙意以為今之國計，固不宜恣言遠略，惟領土未亡者，則不可不加意顧全。

    北平既急，縱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難兼顧。

    蓋非常之時，必以非常之事應之。

    今共産黨之在晉北者，其意不過欲北據河套，與蘇俄通聲氣耳。

    此輩雖多狡詐，然其對于日軍，必不肯俯首馴服，明甚!若能順其所欲，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其能受我委任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軍視之。

    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間，漸可成為緩衛之勢，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懸矣。

    蓋聞兩害相權，則取其輕，與其使察、綏二省同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黨之為害輕也。

    以上就形勢立說，或不緻有大差池。

    若夫開誠布公，以懸群衆，使将相之視樞府，猶手足之頭目，轉移之妙，自在廟堂，此非草野所能與，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

    匆遽陣辭，當不以臨渴掘井為诮。

    六月四日。

    (《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頁八七三至八七四) 自北伐以後，章太炎反對一黨專政，不承認南京政府，自稱中華民國遺民，遭到國民黨黨部的通緝，隻好銷聲匿迹。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在給孫思昉的信中說：“東事之起，仆無一言，以為有此總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

    ”總司令就是當時的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副司令就是張學良。

    後來，他親自北上面見張學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視蔣氏的南京政府，攻擊不遺餘力。

    一九三二年三月，南京當局有鑒于抗日的呼聲，宣布召開“國難會議”，但議程限于禦侮、剿匪、救災三項，基本上并無意改變“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

    章太炎亦在邀請出席之列，但他斷然拒絕，聲稱：“軍事貴速，能斷則一言而可，不斷則衆議而無成，紛紛召集，将以奚用？”要抵抗，馬上決定抵抗，用不着召開什麼國難會議。

    他懷疑“當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聯盟會議為分謗之機關”，所以雅不願參加，以“為黨國諸賢任過”。

    章太炎繼續譴責日本侵略，更直指蔣介石“勇于私鬥，怯于公戰”，置國土淪喪而不顧。

    乃要求以國民名義，“将此次軍事負責者，不論在南在北，一切以軍法判處，庶幾乎平億兆之憤心，為後來之懲戒。

    ”章太炎在這最後的一封信裡，重申九一八以後一貫的主張，要求結束内戰，一緻抗日。

    他直言共黨與日本應兩害取其輕，應該聯共禦日，不能再喪失領土于外人。

    當時蔣介石仍然堅決貫徹内戰，執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章太炎這種“國共合作”的建議，當然是完全聽不進去的。

    無論國學大師章太炎或無數年輕學生，都手無寸鐵，奈何不了蔣介石。

    但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西安事變爆發，張、楊終以武力逼迫蔣介石走上國共合作的抗日之路。

    (有關章太炎參閱Wong，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ch．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