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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被迫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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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嘴巴是塞不住的,他繼續不斷地批評蔣氏的不抵抗政策,同時呼籲全國團結一緻,準備抗日。

    一二九學運發生後,章太炎全力支援學生,親自打電報給北平的宋哲元,要求立即釋放學生,宋回電給他,保證“和平解決”。

    終于在章太炎逝世前一月,蔣介石寫了一封信給章太炎,保證相互信賴,庶幾團結一緻共渡難關。

    章太炎于逝世前十日,回了蔣介石一信,提醒他相互信賴必須基于愛國主義,并指出為了抗日必須容共。

    章氏雖未及親見國共因抗日而再度合作,他畢竟預見此一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

    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前被手書,屬以其信濟艱之義,勸誘國人,抑言之非難,欲其心悅誠服則難,迩來所以語河北者,獨雲保愛令名,勿入陷阱而已。

    苟其人自惜羽毛,又知東人非始終可保,必不輕于依附。

    至于小小委蛇,如晉張軌之在涼州,非不與劉、石酬酢也,而領土必不肯棄,名号必不肯更,則所以自守者固在。

    一聞勸勵,當必有努力增倍者矣。

    若欲其殺敵緻果,為國犧牲,此在樞府應之以實,固非可以口舌緻也。

    頃者,東方于津、沽等處,又增兵矣。

    觀其用意,亦隻以武力脅迫,欲為城下之盟而已,用兵則猶未也。

    然勢之所激,往往有出慮外者,樞府雖以剿匪諸師進駐晉南,陰為犄角,一旦有急,則未知河北之意,果願其入境否也?鄙意應之以實,本無他慮,彼在危急之中,而部下之不肯屈辱者,尚居大半,果以精械厚糈相助,唯有感激向前耳,安有據之以興背證者耶?此事即行,又厚遇山東,以堅其意,彼知政府之不我遺棄也,能以一部應戰固善,不能獨戰,則必有濟師之請,而晉南諸師,可與并力矣。

    為今日保全華北計,唯有如此。

    若以河北難守,而但南抗黃河,河流既長,處處可以竊渡,幸遇水潦漲盛,容可暫安,水涸則必無以阻敵矣。

    抑鄙意以為今之國計,固不宜恣言遠略,惟領土未亡者,則不可不加意顧全。

    北平既急,縱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難兼顧。

    蓋非常之時,必以非常之事應之。

    今共産黨之在晉北者,其意不過欲北據河套,與蘇俄通聲氣耳。

    此輩雖多狡詐,然其對于日軍,必不肯俯首馴服,明甚!若能順其所欲,驅使出塞,即以綏遠一區處之,其能受我委任則上也;不能,亦姑以民軍視之。

    如此,察省介在日、共之間,漸可成為緩衛之勢,較今之左支右绌者,其得失必相懸矣。

    蓋聞兩害相權,則取其輕,與其使察、綏二省同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黨之為害輕也。

    以上就形勢立說,或不緻有大差池。

    若夫開誠布公,以懸群衆,使将相之視樞府,猶手足之頭目,轉移之妙,自在廟堂,此非草野所能與,而固不能不殷殷期望者也。

    匆遽陣辭,當不以臨渴掘井為诮。

    六月四日。

    (《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頁八七三至八七四) 自北伐以後,章太炎反對一黨專政,不承認南京政府,自稱中華民國遺民,遭到國民黨黨部的通緝,隻好銷聲匿迹。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在給孫思昉的信中說:“東事之起,仆無一言,以為有此總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

    ”總司令就是當時的全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副司令就是張學良。

    後來,他親自北上面見張學良,始知乃是奉命不抵抗,益鄙視蔣氏的南京政府,攻擊不遺餘力。

    一九三二年三月,南京當局有鑒于抗日的呼聲,宣布召開“國難會議”,但議程限于禦侮、剿匪、救災三項,基本上并無意改變“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

    章太炎亦在邀請出席之列,但他斷然拒絕,聲稱:“軍事貴速,能斷則一言而可,不斷則衆議而無成,紛紛召集,将以奚用?”要抵抗,馬上決定抵抗,用不着召開什麼國難會議。

    他懷疑“當事者志在屈服,而以聯盟會議為分謗之機關”,所以雅不願參加,以“為黨國諸賢任過”。

    章太炎繼續譴責日本侵略,更直指蔣介石“勇于私鬥,怯于公戰”,置國土淪喪而不顧。

    乃要求以國民名義,“将此次軍事負責者,不論在南在北,一切以軍法判處,庶幾乎平億兆之憤心,為後來之懲戒。

    ”章太炎在這最後的一封信裡,重申九一八以後一貫的主張,要求結束内戰,一緻抗日。

    他直言共黨與日本應兩害取其輕,應該聯共禦日,不能再喪失領土于外人。

    當時蔣介石仍然堅決貫徹内戰,執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章太炎這種“國共合作”的建議,當然是完全聽不進去的。

    無論國學大師章太炎或無數年輕學生,都手無寸鐵,奈何不了蔣介石。

    但是,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西安事變爆發,張、楊終以武力逼迫蔣介石走上國共合作的抗日之路。

    (有關章太炎參閱Wong,SearchforModernNationalismc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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