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勤。

    蔣又問：‘這是哪個軍隊？’我說：‘十七路軍。

    ’進城門後，車子一直開到新城大樓綏靖公署，我和蔣下車進入早巳預備好的住室。

    ” 七、蔣介石說抵新城大樓後“孫銘九以護衛之責交付于宋而去”；孫銘九回憶卻是：“我同蔣進屋後，把他引到一張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蔣的右後側，靠着一個小茶幾。

    蔣仍手撫胸膛，一言不發。

    隔了一段時間，他才開口，幾次讓我坐下，并重複說：‘你是個好青年。

    ’這時有人進來送茶，又有人送來張學良的大衣，以後又送來牛奶。

    蔣不喝也不穿。

    他問我：‘你們副司令怎麼還不來？’我随口答應道：‘馬上就來的。

    ’蔣又叫道：‘叫你們副司令快來!’我沒有答應。

    約半小時左右，張學良穿着藍色絲綢棉袍推門進來，臉上顯出得意的神情，對蔣微欠身子，劈頭便說：‘委員長受驚了!你這回交給我做做看!’蔣說：‘我看你有什麼好辦法!’這時我後退了出來，剛出門，便聽到張與蔣争吵起來，聲音很高。

    上午十時，我走出了新城大樓……” 八、蔣介石說第二天孫銘九來見，請他移居，他說：“此處即我死處，餘誓死絕不移出此室。

    ”孫銘九回憶卻是：“十二月十三日晚間十一時許，張學良把我找去，說：‘我想把委員長搬到咱們這裡來住，劉師長去請，他不肯來。

    我看你與他對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

    想辦法請他一定搬到這邊來。

    ’我即去新城大樓，為了免除蔣的恐懼，我特意将服裝整理一下，把腰間手槍順着皮帶轉到身後，才小心地推門進去。

    剛向蔣敬禮還未開口，他便驚慌地急問：‘你這麼晚來做什麼？’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請委員長搬家，命令我來接委員長。

    這裡不舒适，副司令公館旁邊的新房很清靜，請委員長起來同我一起走吧!’蔣即說：‘我不去，我不去!今天這樣晚了，你來幹什麼？明天再說，你回去。

    今天太晚，我不去。

    ’我上前一步說：‘請委員長起來走吧，晚間外邊無人，方便些。

    ’說了半天，他還是不去。

    我看不好再勉強行事，便後退一步說：‘今天黑夜委員長不願意搬，我回去報告副司令一下。

    ’蔣松了口氣說：‘好，好!你快回去吧。

    ’我出來用電話報告了張學良，張說：‘就等明天吧。

    ’這時已是淩晨—點鐘了。

    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張學良又叫我去看蔣，并問他是否需要什麼東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靜下來，便于進行談判。

    這次見面，蔣似乎已明白我昨夜來此并無加害他之意。

    我一進門，蔣即說：‘你是一個好青年，好青年。

    ’接着講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誠愛國的故事和孫中山蒙難得救的經過等等。

    神色與昨天不同了。

    又說：‘我是國家的最高統帥、軍事最高長官，軍人應以服從為天職。

    你是軍人，應以服從長官為重。

    ’我看出蔣的用意是要我服從他，便說：‘我絕對服從我們的副司令。

    ’他又轉了話題說：‘你家中都有什麼人，東北家鄉還有父母嗎？我也是貧農出身的。

    ’想用這些話來取得我對他的同情。

    蔣最後還說：‘以後你常到我這裡來聽故事吧!’我回去把這些情況都向張學良做了彙報，張說：‘随他講去吧。

    ’” 根據以上的八點對照，發現在蔣介石的筆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臨危不亂的、視死如歸的、神氣活現的、大義凜然的；但在孫銘九的筆下，他卻是藏頭縮尾的、狼狽不堪的、貪生怕死的、張皇失措的、喜怒無常的、坐在地上耍賴要馬騎的。

    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稱贊孫銘九是“好青年”，據孫銘九告訴陳平景，從捉蔣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蔣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潑皮的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性格。

    蔣介石最後且以“孫中山蒙難得救”的故事想打動孫銘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孫銘九押送蔣至新城大樓後，即辭出，前往張、楊處報告經過，乃由楊虎城部特務營宋文梅營長監視，形影不離，以察言觀行。

    《西安半月記》記蔣、張于事變後首次見面：“約半小時後，張始來，對餘執禮甚恭，餘不為禮，張垂手旁立。

    ”宋文梅則記張于九時三十分左右到達，“蔣見張來，神色突變，仍呆在座椅上，繼續出聲長籲。

    ”所謂“不為禮”者，乃張二次對蔣說：“委員長!受驚了？”蔣不作答。

    至于“執禮甚恭”、“垂手旁立”，顯然是文人踵華之詞。

    最後蔣還是說了話，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至此蔣已知東北軍發動兵谏，而《西安半月記》竟謂：“餘(蔣)問：今日之事，爾(張)事前知之乎？(張)答：不知!”蔣之問，已屬多此一問，而張居然說“不知”更不可能。

    細閱當時在場的宋文梅之追憶，始知當日中午蔣要與陝西省主席邵力子見面，蔣與邵談話時要宋離開，宋不肯，乃聽到蔣問邵：“西安發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嗎？邵答不知道，蔣聽後便不再說話。

    ”(宋文梅《我所經曆的西安事變》，載《西安事變親曆記》，頁二五一至二五四)顯然，陳布雷在寫文章時，“邵”冠“張”戴了。

    益見若果系蔣氏當日日記，絕不可能有此誤記，轉手陳布雷又不及細察，因而有此不自覺之誤。

     蔣住新城大樓後，張要蔣移居自宅巷内的較舒适新宅，以便于随時見蔣，但蔣堅持不肯，邵力子去說，也不肯，最後澳洲人端納來見後，才同意移居與端納同住。

    邵力子對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沒有答案。

    《西安半月記》說：“餘知叛部之意甚險，決以正氣與精神力量與之鬥争。

    ”接着發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視死如歸的議論，諸如：“長隸革命之籍，古來忠烈，刀鋸鼎镬，甘之如饴”，以及“總理之大無畏精神”、“耶稣受惡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試煉”等，以便“于叛部交付所謂人民公判時做最後之犧牲”。

    (頁十一)僅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嚴重？蔣對孫銘九持槍來請，更謂“餘(蔣)大怒”!其實孫怕蔣恐懼，特意把“腰間手槍順着皮帶轉到身後”，但蔣仍感驚慌，堅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

    孫看在眼裡，認為“這種情形說明，蔣是誤解了我們的用意，以為我們要在黑夜間把他拉出去槍斃，因而怕離開住地”。

    (《西安事變親曆記》，頁二二四)監視蔣的宋文梅亦說：“孫(銘九)因奉命必須遷移，要我勸說，但蔣心存疑懼，堅決不肯。

    最後，我請孫入室共勸，蔣見孫腰間帶着手槍，更加疑懼，向孫說：我是行政院長，應該住在這裡，其他地方，我不去。

    ”(同書，頁二五五)孫、宋二人的觀察，頗有助于理解何以蔣氏不肯移居的心理。

    然而何以端納一來，疑懼頓消，就肯移居了呢？這與端納是外國人大有關系。

    蔣氏不是挾外自重，而是挾外自安，在蔣氏心理上，有外國人在旁，總不至于被拉出去槍斃。

    端納與蔣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可喻了。

     《西安半月記》一壁大力為蔣撐門面，以維護委員長的尊嚴，另一壁則盡量抹黑張學良。

    後者顯然與前者相關，因張臉愈黑，則顯得蔣臉愈白。

    最關緊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殺張、楊兵谏的原始動機，并加以歪曲，内容基本導向是，張、楊受人(影射共産黨)迷惑，犯上作亂，然經領袖偉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

    然則“西安事變”之結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動搖而改變初衷，并非蔣氏答應改變“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遭釋放，如謂：“與餘妻研究此次事變之結局，覺西安諸人心理上确已動搖，不複如前之堅持；但餘絕不存絲毫僥幸之心，蓋唯以不變者馭天下之至變。

    ”(頁二十三)此與曆史真相相距甚遠。

     張、楊兵谏的動機原甚單純，就是要蔣停止内戰，團結全國力量，堅決抗日，以争民族生存，簡單地說，即出于愛國心。

    這種動機單純得使不明内情的人，不敢信以為真，即賢者如胡适與傅斯年亦斷然不信，認定張學良别有政治野心。

    然五十餘年來，史料大出，顯示動機就是如此單純。

    按諸張學良事變前後的言論，也相當一緻。

    楊天石已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所藏孔祥熙“西安事變”期間未刊電報，連載于北京出版的《團結報》上(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

    其中頗多孔、張間電報，為孔氏回憶錄所不錄，頗可明張之心迹及其單純的動機，以及和平解決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記》的隐飾。

     張學良于事變爆發之日(十二月十二日)，緻蔣妻宋美齡文電，即明言留蔣促其反省，絕無傷害之意，隻因“此次綏東戰起，舉國振奮，介公以國家最高領袖，當有以慰全國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來，對于抗日隻字不提，而對青年救國運動，反橫加摧殘”。

    其抗日救亡的動機，已表露無遺。

    張又于事變後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複孔祥熙電，亦謂：“弟等此舉，決純為實現救國主張，絕無一毫對人私見”，再度表白其單純之動機。

    張再于事變之第五日(十二月十六日)複電馮玉祥，更謂：“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所樂為，純潔無私，可質天日。

    ……良等苦悶，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實施。

    ”馮玉祥提及願擔保張之安全，張曰：“擔保一層，尤無必要，蓋良固不憚以七尺之軀，換得主張之實現也。

    ”更進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換取純正之主張。

    張複于事變之第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又重申：“文日之舉，純為積極實現抗日救國主張，如中央确能改變政策，積極領導抗日，行動實現後，用我則願做先鋒，罪我亦願束身歸罪。

    ”最後張于事變之第九日(十二月二十日)緻電外交部長張群，有曰：“文電既已褐橥八項主張，則八項之外，自無餘事，口是心非，弟不為也。

    ”凡此足見張于私函密電中，與平昔公開之主張，完全一緻，并以此為交涉之嚴正立場，則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之動機，純為抗日救國，已無可懷疑。

     宋美齡于複張學良元電(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針對張氏主張，謂“凡吾兄所建議，苟利國家，無不樂于采納”，又謂：“我國為民主制，一切救國抗敵主張，當取公意，隻要大多數認以為可，介兄個人，當亦從同”，侈言民主固非實在，然表明可從公意。

    再謂：“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領，或激于一時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與介兄開誠協商，彼此相愛，當可無話不說。

    ”但是蔣宋美齡于《西安事變回憶錄》(載《西安事變史料》上冊，頁二十六至五十一)中，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記》不與叛部談判之立場，竟謂：“餘複以長函(按即元電另由端納攜往西安)緻張學良，告以彼等此舉将使國家前途受嚴重之打擊，餘深信其魯莽滅裂之舉動，初無斷送國脈陷害領袖之惡意，應及時自拔，勿贻噬臍之悔。

    ”(頁二十九)回憶之文不僅語氣與原電相差甚遠，而且掩飾願意商談之痕迹，代之以促張釋蔣悔改之詞，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于緻張學良寒電時，亦認知張之主張，謂“查抗日禦侮，舉國同心，中央同人初無二緻”，不同者，“僅有時間之不同，絕非宗旨之異趣”，替蔣代“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辯解，蔣既亦抗日，則兵谏便無必要。

    張學良當然不服，于複孔申電中謂，一緻抗日之主張“對委座已再四涕泣陳詞，匪惟不蒙采納，且屢被斥責，弟受委座知遇，絕無負氣之理，但委座主張堅決莫移，已絕對不能否認，故不得已而出此”。

    可見，就張氏而言，隻要蔣答應改變政策，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問題即可解決。

    但是孔祥熙于二十餘年後寫回憶錄，竟懷疑“張楊所謂救國八項主張”，甚至說：“張楊通電，雖以抗日為理由，而八項之救國主張，則未有一項涉及抗日，至其所謂容納各黨各派、停止内戰、開放愛國運動等等，皆已走入共産黨之路線!”張、楊通電中無抗日兩字，因當時中日仍有邦交，自無必要啟釁，然八項主張無一不與停止内戰、一緻抗日有關，正見張、楊并非老粗。

    至于孔謂“容納各黨各派”、“停止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