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被張學良逼上梁山

、“開放愛國運動”，乃共黨路線，然則國民黨反對共産黨，豈非采“一黨專政”、“勇于内戰”、“反對愛國”的路線？(孔氏回憶錄載《西安事變史料》上冊，頁一一三至一六一)可謂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記》給人的印象是，張扣蔣後，被蔣訓斥，不知所措；讀蔣日記後，更加痛悔，力求弭過，乃送蔣回京。

    其實不然。

    張學良自始至終，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擁蔣抗日，然而必先逼蔣抗日，才能改變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

    孔祥熙所藏未刊電報中，有一封錢宗澤于十二月十五日發給張群的密電： 衛密。

    極機密。

    本日端納顧問由西安回洛，據雲：委員長住張學良之旁樓甚安。

    張要求接受主張，委員長初甚反抗，以後雲，無論如何，須回南京方能辦，但對方認無保障，有請求孔部長赴西安之意。

    總之，内幕情形，似有轉機。

    謹密陳。

    職錢宗澤叩。

    删酉。

    (載《團結報》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日《史海鈎沉》欄) 此密電透露，事變發生之第四日，委員長已不再反抗，答應回南京辦，則已允諾張等主張，此一“轉機”，在《西安半月記》中看不到的。

    然為了“接受主張”有所保障，南京必須派人到西安談判交涉，以獲協議。

    但南京中央不欲與叛部談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張，乃采讨伐的高姿态，以便維護尊嚴，惟孔宋家族求釋蔣心切，願意談判，然又不願示弱。

    兩派意見最後整合為雙管齊下策略，即表面上聲張讨伐，實際上尋求政治解決，亦即循談判途徑。

    孔氏急于解救蔣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建議張“一面親送介公至并(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負責同人，前往會商”。

    其意先讓蔣脫困，再做商議。

    但張于十二月十九日電孔，堅持“中央同人果愛國家、愛介公，自當推人來陝商洽。

    抗日實現以外，别無所求，更無金錢與地盤思想。

    區區志願，蘊之已久，絕非一時沖動。

    中央對弟主張如無辦法，勢難送介公返京”，甚為堅決，一定要中央派人來談，同日張又緻蔣鼎文電，謂可派宋子文與顧祝同來。

    但中央為維持高姿态，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後讓宋以私人名義赴陝，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談判之實，然後宋子文才于十九日飛陝。

    宋到西安自非探親，當然是要談判，我們雖不知談判内容，但宋于二十一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議，二十二日又偕宋美齡、蔣鼎文、戴笠、端納等返陝，做最後之商定，是則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蔣與張談判，達成協議，獲緻政治解決，已屬無可懷疑的事實。

     協議未立字據，已可确定。

    張學良接受君子協定，因此與楊虎城于釋蔣一事有所争執。

    事實上，即使立下字據，亦可撕毀，而君子協定，并非完全口說無憑。

    張于緻蔣鼎文皓電已透露：“此間要求，惟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納。

    ”并謂：“總之，抗日主張如不能實現，難送委座返京。

    ”遲至十二月二十日于緻張群電，猶堅持“非至抗日主張實現，殊難送委座南歸”。

    可見張學良與宋氏兄妹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商談後，知主張可以實現，乃決定于二十五日釋蔣，并決定親送返京。

    如果連口頭的君子協定都沒有，張既無以交代，楊虎城等更不肯通融。

    《西安半月記》謂全無承諾，自不可信，且全文無一語提及要求抗日，僅于一處謂張等“于國事有所請”，故意隐諱所請之國事，乃孫銘九所謂：“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顯因已有口頭之承諾，不能說“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說被叛部脅迫而抗日，因而諱之。

     《西安半月記》全無周恩來的蹤影，更是不實在之忌諱。

    宋美齡于其回憶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來，談甚久，然隻說周擁蔣而不言抗日，亦不說蔣允不打内戰之承諾。

    但是周于晤見蔣、宋後，已将協議三度電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頁七十至七十五)，則口頭承諾，實已留下文字痕迹。

    張學良事後絕不言蔣有承諾，直至一九九O年，日本NHK電視台記者問周、蔣會談，張說不但在場，而且周乃由其引見，但接着說：“對不起，我不能往下講，請體諒我的苦衷，這件事情不應該出自我口，我也不願意傷害他人。

    ”(轉引自郭冠英《張學良側寫》，台北傳記文學社，一九九二年出版，頁三十八)說出來，會被傷害之人，舍蔣而誰？可能被傷害的原因，除了蔣有承諾外，還有什麼？所以張雖不說，但已盡在不言中。

     事實上，《西安半月記》雖說毫無承諾，蔣在行動上實已接納了停止内戰，一緻抗日的主張，由剿共轉向抗日。

    孔祥熙說，抗日救國乃蔣之既定政策，并不确實，可由蔣氏自己的話來駁斥。

    蔣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距西安事變僅一個多月，于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猶謂：“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

    ”(《西安事變史料》上冊，頁十一)然而事變之後，卻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戰之路。

    盧溝橋事變一發生，中日之戰便不可避免。

    其實，“九一八事件”遠較盧溝橋嚴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戰争。

    西安事變之後，既由不抵抗轉為抵抗，任何日本挑釁，一抵抗即可引發戰争，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縮也。

    就此而言，西安事變确可稱作抗戰的淵源。

     蔣介石雖不願明說張學良逼他抗日，卻忍不住抱怨張學良中斷了他的剿共。

    《西安半月記》引言中有謂：“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将于兩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于一旦。

    ”這一段話，且不論無意中自認西安事變導緻其政策之改變，由剿共而抗戰，所謂至多一個月内可竟全功，則絕不可信。

    固然，若不計代價，傾全國之力，擴大内戰，或可竟全功，然勢必耗盡國力，讓日帝坐收漁人之利，此正是愛國者如張學良所不忍見，乃不惜以兵谏逼蔣改弦易轍，領導全國抗日救國。

     然而，西安事變導緻中共坐大論，卻大有人唱和。

    孔祥熙于一九五O年的冷戰時期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劈頭便說：“八年抗日戰争與今茲共黨之竊據大陸，亦實于是役種其因。

    ”即于西安事變時代表張、楊赴太原與閻錫山商談的李金洲，竟亦說：“大陸全部淪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億同胞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推源禍始，皆肇端于西安事變。

    ”(李氏撰《西安事變親曆記》，頁一)國民黨官方史家更将張學良描繪成失去大陸的罪魁禍首，史傳曲筆，莫此為甚，李敖曾撰《别賴張學良了》長文駁斥，铿锵有聲，足資參考。

    (見李敖編著《張學良研究》，頁一五五至二一六)須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敗而亡國，尚可怪罪漢卿，但抗日勝利，漢卿不僅無功可言，仍為階下囚。

    當抗戰勝利之時，國民黨聲勢十倍于共産黨，不旋踵于四年之内，喪失神州大陸，竟怪罪于囚中的張學良，甯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論”再推本溯源，演成共黨陰謀說，大肆發揮《西安半月記》所指張學良“受人迷惑，做聯俄夢想”，認為張、楊原無主見，因受到中共的滲透、分化而制造事變，并以周恩來為西安事變之“謀主”。

    李雲漢專著論述事變前因主要章節，分别為“共黨慫恿張學良”、“信心動搖”、“三次秘密接觸”、“赤氛籠罩西安”等(見李著《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頁三至十二)，可謂陰謀說學術化的大成。

    李氏固代表國民黨的立場，但長久以來内地學者亦辄謂，張之逼蔣抗日方針系受到共産黨的啟示與影響。

    事實上，中共對東北軍的影響不能說沒有，而之所以有影響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氣候，東北軍并非因中共的宣傳而抗日，但中共号召抗日，自有相契之處。

     《西安半月記》中觸目之曲筆，尚有：“爾(張)應回憶，四年以前，國人皆欲得爾而甘心，餘(蔣)代爾受過者不知凡幾，以餘之寬容庇護，爾尚可安然遠遊海外。

    ”此顯指“九一八”事，明明張受蔣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蔣背黑鍋，而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陳布雷畫蛇添足之筆欤？ 《西安半月記》中已埋下嫁禍于楊虎城之伏線，如借張口曰：“餘(張)此次之事，楊虎城實早欲發動，催促再三，但彼(張)躊躇未允；惟自十月來臨潼親受訓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發難，然實後悔莫及。

    ”(頁十七)竟認為張受楊之煽惑，失之更遠，故張于台灣囚中作《反省錄》，不惜力言：“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

    ”(《西安事變史料》第一冊，頁一一二)顯因蔣氏恨楊“堅決不主張送餘回京”，挾嫌彎曲，實可做楊氏一家于抗戰勝利後遭滅門之禍的伏線讀。

     蔣介石脫險歸來，馬上背信棄義，把張學良扣留下來。

    張是自願而且十分堅持陪蔣回京的，為西安事變做了動人的收場。

    他于行前告訴孫銘九：“我抓了他，現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

    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來，也是一抓一送。

    這樣豈不成了千古美談!”但是張學良看錯了人，蔣介石才不來這一套呢，他要洩一時之憤，顧不到“千古美談!”哩! 回京沒有幾天，張學良就被蔣介石移付軍事審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談，把蔣比做袁世凱。

    據傅斯年說，審判經過為“委員長所聞，甚氣，謂不放這小子回去”。

    (見汪子飚《傅斯年密函裡的西安事變》，《張學良研究》，頁一四九至一五四；另參閱馬王《西安事變逸話》，《香港時報》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最後，張學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

    國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核準。

    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同時要求請予特赦，理由是：“當今國事多艱，扶危定傾，需才孔亟，該員年富力強，久經行陣，經此大錯，宜生徹悟，尚複加以銜勒，猶冀能有補裨，似又未可遽令廢棄。

    ……予以特赦，并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一月四日，特赦獲準： 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長居正。

     張學良雖被特赦，但是，蔣介石的寬大是很可怕的，因為“加以銜勒”、“嚴加管束”，最後淹沒了“需才孔亟”、“戴罪圖功”，張學良還是“遽令廢棄”了。

    最不甘心的也許是硬不讓他帶兵去抗日。

     近半個世紀來，蔣介石“拿着培養一個團部隊的經費”，看住張學良，隻是說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從浙江溪口關到安徽黃山，從安徽黃山關到江西萍鄉，從江西萍鄉關到湖南郴州、沅陵，從湖南郴州、沅陵關到貴州修文，從貴州修文關到台灣新竹、北投，在蔣政權遷到台灣來以前，誰也見不到他，連東北耆宿兼國民黨同路人莫德惠，也不過在十二年中，一共隻見到他三次。

     蔣介石不講信義，令宋子文、宋美齡這兩個調解人顔面無光。

    宋美齡是妻子，無可奈何，隻是說了一句“我們對不起漢卿”的良心話。

    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對“他(張學良)送蔣先生回到南京後，結果中央卻拿他當‘犯人’看待這一點，似乎表露過十分的不滿”(見高山流《張學良幽居生活實錄》)，而“宋子文覺無以對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戰未擔任政府正式工作”(見李金洲《西安事變親曆記》)，顯然也不無内疚與抗議的雙重意味。

    事變之後，國民黨和共産黨又和好了。

    在蔣介石的聲望如日中天裡，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聲浪裡，在“停止一切内戰”的實行裡，在“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談話裡(蔣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談話)，在“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的釋放裡，在西安事變八條件無異大部分的同意裡……中國在走向自由，張學良在失掉自由。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