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文膽陳布雷之死

陳布雷對蔣介石的最後哀呼，也正是他矛盾、沖突與隐痛的另一交代。

    他最後以“感激輕生之士”收場，要以一死來證明他知道做的是什麼——終于用他所能做對的一件事，了結了他做錯了的許多事。

    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陳布雷回憶錄》前記中，說陳布雷最後感到“徒耗國力，愧對民衆，生不如死。

    故遺書中，力勸朋友及時努力國事，勿使老大傷悲。

    是以先夫子之死絕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蓋其志在以一死勵大衆也”。

    這種解釋是不妥當的。

    陳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勵大衆”，我們研究整個來龍去脈的結果，發現他以死所勵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

    他終于用一死證明了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盡瘁。

     關于陶永标的“屍谏”之說，撤退到台灣的許多國民黨人不以為然，卻說不出一個道理來，國民黨大員胡健中在《我與布雷生先的交往》（《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談布雷先生的死因，說是： 第一個原因是當時共匪猖獗，政局飄搖，總統蔣公十分憂郁，而中樞大員大都是鄉願，出風頭享權利之事如蟻附膻，很少有人能夠替國家元首分憂分勞，布雷先生看在眼裡，極為悲憤，所以他上總統的遺書中，曾引韓愈的兩句詩：“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選”他不滿意當時國家大員及所謂要人之颟顸誤國，悲憤無已，這是他死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他精神體力已瀕崩潰，他既有很嚴重的失眠症，體力又日感不支，而憂國傷時，覺得以他的精神體力，已不能再為總統分憂分勞，留此殘軀何用。

    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實的國民黨黨員，而子弟卻有人“左”傾。

    又當時實行金圓券，他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點積蓄都換了金圓券，通貨狂貶，連家庭生活都發生了問題?選綜此數因，他便成了一個孤憤難抑，隻有一死以謝國家和領袖的人?選 胡健中是國民黨重慶《中央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台北《中央日報》社長，所謂金圓券使陳布雷倒賬的事，原來是誰說的，豈不一清二楚了嗎？台北《中央日報》主持人曹聖芬提供了更為奇特的死因，說陳布雷之死，乃是“對于當時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的一種屍谏”?選乖乖，天下可有這種屍谏法?選照中國傳統解釋，“屍谏”的對象一定是對統治者，《大戴禮》記衛靈公時不用賢（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史魚）數谏不聽，臨死前告訴他兒子，他“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要他兒子“置屍于北堂”。

    衛靈公去吊喪，弄清楚了怎麼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于堂，成禮而後去”。

    因而說：“衛國以治，史之力也?選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谏，可謂忠不衰矣?選”（這段話，在《孔子家語》中，變成孔子之言：“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則已矣?選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谏、忠感其君者也?選可不謂直乎？’”）照曹聖芬的說法，陳布雷的“屍谏”，谏的對象不是“領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這不是太離奇了嗎？ 蔣君章在《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标認為陳布雷之死，乃是對蔣介石的“屍谏”大不謂然。

    說是“最刺眼的是題目，稱為‘屍谏’，那不但與事實完全不合，而且以吳可讀一類的學究式之愚忠視布雷先生，對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

    （見《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号）但是，蔣君章看了曹聖芬的這本《懷恩感舊錄》，又該怎麼說？曹聖芬說陳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國民黨中的牛鬼蛇神，試問這與事實合嗎？這不是“大不敬”嗎？老實說，蔣介石在兵敗如山倒，衆叛親離，美國佬在旁譏讪之際，有這樣一位瘦骨嶙峋、兩袖清風的陳布雷肯替他“屍谏”，可真是一種造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