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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膽陳布雷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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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對蔣介石的最後哀呼,也正是他矛盾、沖突與隐痛的另一交代。

    他最後以“感激輕生之士”收場,要以一死來證明他知道做的是什麼——終于用他所能做對的一件事,了結了他做錯了的許多事。

    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陳布雷回憶錄》前記中,說陳布雷最後感到“徒耗國力,愧對民衆,生不如死。

    故遺書中,力勸朋友及時努力國事,勿使老大傷悲。

    是以先夫子之死絕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蓋其志在以一死勵大衆也”。

    這種解釋是不妥當的。

    陳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勵大衆”,我們研究整個來龍去脈的結果,發現他以死所勵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

    他終于用一死證明了知識分子的悲慘下場,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盡瘁。

     關于陶永标的“屍谏”之說,撤退到台灣的許多國民黨人不以為然,卻說不出一個道理來,國民黨大員胡健中在《我與布雷生先的交往》(《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談布雷先生的死因,說是: 第一個原因是當時共匪猖獗,政局飄搖,總統蔣公十分憂郁,而中樞大員大都是鄉願,出風頭享權利之事如蟻附膻,很少有人能夠替國家元首分憂分勞,布雷先生看在眼裡,極為悲憤,所以他上總統的遺書中,曾引韓愈的兩句詩:“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選”他不滿意當時國家大員及所謂要人之颟顸誤國,悲憤無已,這是他死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他精神體力已瀕崩潰,他既有很嚴重的失眠症,體力又日感不支,而憂國傷時,覺得以他的精神體力,已不能再為總統分憂分勞,留此殘軀何用。

    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實的國民黨黨員,而子弟卻有人“左”傾。

    又當時實行金圓券,他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點積蓄都換了金圓券,通貨狂貶,連家庭生活都發生了問題?選綜此數因,他便成了一個孤憤難抑,隻有一死以謝國家和領袖的人?選 胡健中是國民黨重慶《中央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台北《中央日報》社長,所謂金圓券使陳布雷倒賬的事,原來是誰說的,豈不一清二楚了嗎?台北《中央日報》主持人曹聖芬提供了更為奇特的死因,說陳布雷之死,乃是“對于當時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的一種屍谏”?選乖乖,天下可有這種屍谏法?選照中國傳統解釋,“屍谏”的對象一定是對統治者,《大戴禮》記衛靈公時不用賢(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史魚)數谏不聽,臨死前告訴他兒子,他“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要他兒子“置屍于北堂”。

    衛靈公去吊喪,弄清楚了怎麼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于堂,成禮而後去”。

    因而說:“衛國以治,史之力也?選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谏,可謂忠不衰矣?選”(這段話,在《孔子家語》中,變成孔子之言:“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則已矣?選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谏、忠感其君者也?選可不謂直乎?’”)照曹聖芬的說法,陳布雷的“屍谏”,谏的對象不是“領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領袖的黨員”,這不是太離奇了嗎? 蔣君章在《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标認為陳布雷之死,乃是對蔣介石的“屍谏”大不謂然。

    說是“最刺眼的是題目,稱為‘屍谏’,那不但與事實完全不合,而且以吳可讀一類的學究式之愚忠視布雷先生,對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

    (見《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号)但是,蔣君章看了曹聖芬的這本《懷恩感舊錄》,又該怎麼說?曹聖芬說陳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國民黨中的牛鬼蛇神,試問這與事實合嗎?這不是“大不敬”嗎?老實說,蔣介石在兵敗如山倒,衆叛親離,美國佬在旁譏讪之際,有這樣一位瘦骨嶙峋、兩袖清風的陳布雷肯替他“屍谏”,可真是一種造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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