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百年後回看戊戌變法

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縱自“同治中興”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誰知至“甲午中日戰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壇壇罐罐，被東洋鬼幾炮就打掉了。

     我們甲午戰敗（一八九五），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下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

    我們之敗，是敗在颟顸落伍、貪污無能的政治制度！我們的“祖制”，也就是屬于前一型态的老制度。

    搞“堅船利炮”搞了數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夢初醒。

    原來沒有個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于事。

    以古方今，這也是我的小老鄉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認為“四個（科技）現代化”之不足恃；他甯願坐牢，也要堅持搞“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道理。

    ——魏京生要改變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遠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緻的呼聲，他們那時所堅持的“變法改制”這個大方向，正和大陸今天的“開放政策”一樣，是曆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時代精神。

    除了最無知守舊和自私的少數冬烘之外，基本上是無人反對的（包括慈禧老太後在内）。

    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之間，主張變法改制的時論和奏章，真如狂風暴雨，雪片飛來。

    在當時這類文獻裡，我們讀得最沉痛的，莫過于日本的戰勝者，對我國戰敗者的“勸降書”了。

     4.7 一封沉痛的日本“勸降書” 在中日“甲午之戰”的後期，我國當時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被日方打得幾乎全軍覆沒之時，剩下的幾艘殘艦，于一八九五年二月由海軍提督（海軍總司令）丁汝昌率領退守威海衛，被日艦重重包圍，走投無路。

    當丁提督與他的高級僚屬海軍總兵張文宣正頂備自殺殉國之時，他收到一封敵軍主将的勸降書。

    這封勸降書值得一讀。

    以明國恥，以志其恸。

    今且節錄若幹段原文于後： 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将伊東佑亨，緻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仆與閣下從事于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仆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

    ……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能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緻敗之由。

    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

    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谙通變之所由緻也。

    夫取士必由考試，考試必由文藝，于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黩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脫之字，否則可能是譯者文字欠通順所緻，因此函原稿屬英文。

    ]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

    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因。

    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

    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于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于敗[亡]之局，殆不待龜蔔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漢譯全文見王芸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民國二十年，大公報出版，第二冊，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 伊東此函作于一八九五年陽曆一月二十三日。

    十天之後（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就自殺了。

     伊東這封“勸降書”雖算不得是我國清末變法改制的重要文獻，然此書出自把我海陸兩軍都打得全軍覆沒的敵軍主将之手，它對麻痹已久的中國朝野，簡直是一記“震擊治療”（shocktherapy），使戰敗國人民覺悟到“政治改革”實遠比“科技改革”更為重要。

    因為在此之前，倡導變法改制的雖亦大有人在。

    ——康有為第一次上書籲請改制，便在甲午戰争的六年之前。

    康之前還有馮桂芬、容闆等人。

    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

    同情者固不乏人；認真的就寥若晨星。

    可是這一次為日本小弟所戰敗，情況就不同了。

    再加上伊東這封連勸帶諷的勸降書，一朝傳出，對古老的大清帝國，真是一極大的震撼。

    自此以後“變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風暴雨，不可抗拒。

    康梁師徒，風雲際會，也就一馬當先了。

    康粱師徒何以會有這樣的機運？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見分曉。

     *原載于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