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的出現是有其時間和空間的背景的。

    胡适當然不能例外。

    所以我們要研究胡适，首先就是檢讨他在“中國”（空間）這個特殊的“曆史”（時間）長河裡的位置；然後才能讨論他在這段曆史河流中所發生的作用。

     9.1 李鴻章的驚歎，湯恩比的茫然 李鴻章以前曾說過，他所處的那段清末的時代，是中國“二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

    為什麼現代中國之“變局”為“二千年來所未有”呢？我們試為李言作注，大緻可以這樣說：我國自秦漢而後，二千餘年的曆史之中，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運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價值标準的厘定，一脈相承，實在沒有太大的變動。

    可是這個一成不變的國家組織和社會型态，相沿至滿清末季，忽然大“變”特“變”起來。

    這一“變局”，震撼了首當其沖的國家決策人李鴻章，所以他才認識到此一“變局”為中國二千年來所未有。

    至于這一“變局”之發生，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這一點不但我們的李中堂不懂，連那位被學界恭維為史學泰鬥的湯恩比大師，也為之茫然。

     湯恩比說，中國文明自秦漢以後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沒進步了。

    為什麼停滞不前？湯氏就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說一通了。

    至于李鴻章，他一不通馬克思主義，二不懂現代社會科學，說不出所以然來，就更為傻眼了。

     9.2 中國曆史上兩大“轉型期” 再追根問一句，清末這個“變局”，究竟是個什麼性質呢？說穿了，這個“變”原是一種社會“轉型”的變動，而這個“轉型”之變，在中國近兩千年來的曆史上，隻發生過兩次——一次發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紀，另一次便發生在李鴻章和我們所生活的現代了。

     發生在我國古代的社會轉型期，實始于東周之末，而終于秦皇漢武之世。

    一“轉”數百年，才又産生出另一“定型”來。

    一“定”兩千年，直至清末，才又開始作第二次的“轉型”。

    李中堂不明此道，才為之驚歎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轉”法，我們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樣變動的。

     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轉變了些什麼呢？長話短說，主要的有下列三項： 一曰廢封建、立郡縣也。

    “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義”的濫觞。

    “郡縣制”則是更高一級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葉中央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施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便是這一轉型的零星的延續。

    清末大臣且有主張把屬國朝鮮“郡縣化”，事實上也屬于這一類。

    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對西藏内蒙的政策，也是變相的“廢封建、立郡縣”。

     由封建到郡縣的“轉型”原是人類政治管理上的一大進步。

     二曰廢井田、開阡陌。

    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國有制。

    “開阡陌”則是開放國有土地，任民買賣。

    化土地公有為私有。

    此一演變早見于東周之初。

    至秦孝公時，始為商鞅所落實。

    商君之後，一沿兩千年，至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始為毛君土改所逆轉。

    王莽當年亦嘗試行類似的逆轉土改。

    土改未成卻把自己的腦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優孰劣？大家去見仁見智吧！ 三曰由百家争鳴，轉變為獨崇一術。

    秦始皇所獨崇的是法家；漢武帝所獨崇的即是儒家。

    哲學不同，獨祟則一也。

    至于處士橫議、百家争鳴，和罷黜百家、獨崇一術之間的是非優劣，吾不願主觀地評論之。

    此地隻說明這個“轉型”的事實罷了。

     我國古代的國家和社會就為這三椿小事而“轉型”。

    一轉敷百年，死人千萬，才轉出個大一統帝國制度，這個中國特有的“定型”來。

    此一固定的型态一延兩千年未變。

    到清末才再度轉型，面對此二千年所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就為之張目結舌了。

     第二次“轉型”要轉出些什麼來？ 我國古代的第一次“轉型期”，大緻延長了三百年，才轉出一個農業大帝國的“定型”來。

    根據這個定型，我們再作第二次“轉型”，又能轉出個什麼樣的“定型”來呢？将來的“定型”大緻也不會超出三項主要原則。

    這三項應該是： 第一，化君權為民權也。

    這一轉變，李鴻章不及見，而我們今日則看得很清楚。

    因為這一政治權力的蛻變是層次分明的。

    從滿清大皇帝、老太後，傳子傳妻的絕對權力，通過袁蔣毛三公掌權的不同形式，直到鄧小平今日的“垂簾聽政”，到李登輝的三權互制。

    如今己轉了八十年。

    可憐的“轉型期”中的中國老百姓，雖然被他們“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