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死去活來，但是君權遞減的現象，還是很明顯的。

    何時才能“轉”出個民權的定型來，今日雖尚未可期，但是趨勢倒是很值得樂觀的。

     第二，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也。

    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生産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

    今後的生産方式，當以工商業為主流。

    社會經濟一變，則百事随之而變。

    自李鴻章開路礦造洋船之後，我國經濟向工業化變動，已有百年以上的曆史，而成績不著。

    時至今日，此一社會“轉型”在台灣已立竿見影；而大陸還在摸索之中。

    中國大陸上的經濟今天基本上還未脫離以農為主，則其黨政制度便無法擺脫中古的老套。

    何時始能定型，吾不知也。

    曆史家隻是看戲的，不是演戲的。

    所以隻有等到大軸戲落幕，才能寫戲評。

     【附注】本篇落筆于一九九一年，預料大陸經濟也會“起飛”，初不知其起飛若是之速也。

    （作者補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發展上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也。

    文化的發展原是與社會經濟制度同步轉變的。

    社會經濟發展至某種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變動。

    吾人翻閱世界史，未見有文化領先而經濟落後者；亦未見有經濟落後而文化超越者。

    因此經濟起飛，則思想必然開放；思想開放，則經濟亦會随之起飛。

    雞之與蛋、蛋之與雞，無法辨其先後也。

    這便是我們當前文化轉型之内涵與遠景。

     在我國二千年曆史之中的“第二個轉型期”内，我們就為這三樁小事，“轉”了一百多年，死人億萬，至今還未轉出個“定型”來——雖然這定型的出現可能就在目前。

     9.3 處士橫議中的“胡适學” 讀者們批閱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間：足下寫了這一大篇，究竟輿“胡适”何關呢？ 答曰：這本是胡适這位思想家的“時間”與“空間”的背景。

    他就在這樣的背景裡，看出了問題也想出了答案。

    可是根據這同一背景，看出了問題、想出了答案的現代中國的思想家并不隻胡适一人。

    遠一點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玕、張之洞、李鴻章等等。

    近一點的有康有為、粱啟超、孫文、陳獨秀、李大钊……乃至自誇為“沒有我民族就要減亡，文化就要遭殃”的粱漱溟；自認為“偉大導師”的毛澤東和黑貓白貓的實驗主義哲學家鄧小平……小一輩方露頭角的還有魏京生、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劉賓雁等等。

    他們都是聰明人或自作聰明人；他們對“第二次轉型期”内，中國發展之前途與方向，以至将來定型下來的永恒模式，都有各自的看法與主張。

    嚴家其就肯定的說，那個未來的定型是個“聯邦制”。

    處士橫議、百家争鳴，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莫衷一是。

    胡适之先生事實上隻是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

    但是他卻是本篇所讨論的唯一的對象。

     “胡适學”如今已再度成為顯學。

    以後更要發揚光大。

    将來“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

    筆者不學，早已不想追随時賢，重入注疏之林。

    隻是個人曾一度追随胡師整理其“自傳”。

    在先生生前，餘即已把他光輝的一生，分為前後兩大段。

    三十年來拙見未改，既承盛會之中老友不棄，謹再就原論補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9.4 幾句瘋話，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歲。

    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

    他是個“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國曆史上最年輕的）啟蒙大師。

    他沒有槍杆、沒有政權，但是年未而立便把當今世界上一個影響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稱快。

     青年胡适究竟“啟”了些什麼“蒙”呢？讓我們三言兩語帶過：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盤西化”也；曰“廢除文言、使語文一緻”也；甚至“廢除漢字，用羅馬拼音”也…… 這些話出諸一位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之口，在中國三千年的曆史之中，任何一個時代裡都是罪足砍頭、甚至誅九族的瘋話！可是在二十世紀的初季，胡适竟靠這些瘋話而“暴得大名”，享譽國際；出了一輩子鋒頭，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個時代說話！他是那個時代的文化發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

    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呢？讀者如不憚煩，且讓我們為這一時代精神的發展，再來搜搜根。

     9.5 李鴻章的“四個現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國三千年曆史上，隻發生過兩個社會轉型期，而這兩個轉型期的形成，卻有性質上的不同。

    那發生在古代的“第一個轉型期”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