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發的”、“主動的”——它是我國自己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輿外族無關。

     但是發生在我們現代的“第二個轉型期”則是“他發的”、“被動的”。

    我們原對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社會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滿意。

    我們原不要“轉型”，而我們終于轉型。

    實在是外族強迫的結果。

     外族怎樣強迫我們呢？說來極簡單。

    在鴉片戰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後，西方帝國主義不斷地侵略我們，我們不停的打敗仗、割地賠款。

    要對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

    這樣我們就出了第一個夷務專家魏源。

    他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換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學習科技。

    用目前的語言來說，就是“四個現代化”。

     魏源之後，把魏源思想進一步發展的便是張之洞一黟人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再用句目前的語言，那就是“四個現代化”（用），加“一個堅持”——“堅持孔孟之道”（體）。

     把這項體用之學發展到最高峰的，還是我的老鄉李鴻章。

    在甲午之前，李鴻章所搞出的一些“壇壇罐罐”（借用鄧小平語），像強大的“北洋海軍”，真是煞有介事。

    誰知李氏這寫壇壇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幾炮便打得精光。

     9.6 魏京生、康有為、孫中山 甲午戰後，搞“四化”的人洩氣了。

    他們知道光是發展“科技”，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光是發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

    中國問題之真解決，還得靠“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

    因此一時之間，全國的進步分子，都變成了魏京生。

    而魏京生主義者又分為文武二派。

    文派主張緩進，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

    他們的領袖便是康有為。

    武派主張激進，搞美國革命式的“建立民國”。

    他們的領袖便是孫中山。

    辛亥革命一聲炮響，兩派合流，就真把個民國建立起來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在民國初年還是徹底的失敗了——失敗到“民國不如大清”、“袁世凱不如光緒爺”……軍閥橫行。

     我們搞了半個世紀的“四化”（科技現代化），救不了國。

    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現代化”，還是救不了國，并且愈來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國的上下階層均不得其解，忿激之餘，便激出個胡适和胡适的時代了。

    七十年過去了，同樣的失敗，在大陸上又激出個“河殇派”來。

     9.7 “西化”的最後階段：“全盤西化”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認為隻有兩位西方老頭“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國（這兩位老頭的中國名字是陳獨秀取的）。

    但是中國為什麼出不了自己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們民族文化裡有其内在的死桔。

    我們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臨死亡了。

    “中國不亡、實無天理”（胡适語）。

    與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

    “中國文化”這個病老頭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氣管抽掉，讓他早日死去。

    老頭死了，孔家店打爛了，然後子孫們脫胎換骨——“全盤西化”！ 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個“五四”前後的時代的時代精神；它也是中國近代“轉型期”中，一階段按一階段，循序而來的“西化運勤”的最後階段。

    說“瘋話”時青年胡适，便是這一階段的發言人。

    他在他本階段所起的“啟蒙”作用，和魏源、張之洞、康有為及（早期的）孫中山在其各自的階段中所發生的作用并無兩樣。

     9.8 科技現代化隻有一個，政治現代化花樣繁多 “西化”這個東西，在魏源時代叫做“通夷務”；李鴻章時代叫做“辦洋務”。

    張之洞叫“習西學”；胡著叫“西化”。

    二次大戰後改名“現代化”。

    在現在大陸上叫做“向先進國家學習”或“向國際水平看齊”等等，其實都是一樣的貨色，隻是時間有先後，學習分量有多寡而已。

     魏源的通“夷務”（正如鄧小平的搞“四化”）指的是單純科技。

    張之洞所倡導的隻是“半個西化”。

    上述魏、康、孫三公所堅持的則是“政治西化”。

    至于二〇年代進入中國的共産主義，和三〇年代進入中國的法西斯，也都是“西化”，或可名之日：“偏激的西化”。

    搞“人權”、搞“民權”原都是西化的一部分。

    毛澤東否定“人權”這個概念說，沒有“天賦人權”，隻有“人賦人權”，或可叫做“欠通的西化”。

     所以搞“西化”（現名“現代化”）也是分門别類、花樣繁多的。

    當然我們如專搞“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那麼“四化”或“現代化”就隻有一個。

    但是我們進化到政治、經濟、社會、倫理各部門